📝 规划笔记——推荐一则来自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的文章，摘录如下：

2022年12月18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总规学委会）以线上方式召开了以“新挑战·新视角·新路径——总体规划作用再认识”为主题的2022年总规学委会年会。本次会议由总规学委会主办，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办。

12月18日上午召开总规学委会换届会议，共有50名委员出席。会上，委员们听取了第一届总规学委会秘书长尹强的工作报告及换届筹备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学委会主任委员（张菁）、副主任委员（王富海、朱波、熊健）及秘书长（董珂）。张菁主任委员代表第二届学委会领导班子做了《第二届总规学委会工作设想及工作计划》报告，多位参会委员就总规学委会未来发展畅所欲言、献计献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及副理事长赵燕菁对第二届总规学委会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和要求。

石楠秘书长在讲话中强调，总体规划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思维方法和技术产品，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规划工作，学委会应该加强总体规划学理的基础性研究，为丰富我国城乡规划学知识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2022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于12月18日下午召开。会议由总规学委会主任委员张菁主持。参会嘉宾包括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会议还邀请了7位报告人为本次年会作主旨发言。

杨保军理事长提出，总体规划在整个规划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地位。回顾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总体规划都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生命力就在于紧跟国家宏观形势变化，不断校正自己的策略、方法和成果，通过积极应变实现真正管用。为此，他对总体规划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解决真问题

准确及时发现真问题是做对规划的前提，在当前形势下，要将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作为规划的重心，通过创新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是回应真需求

将“人民安居乐业”作为规划工作的原点，充分了解每一个“具体人”的多元需求，推动规划成果“有人情味”、规划过程多方参与。

三是保障真落地

要调集和统筹各方资源实现项目落地，重点是破解体制机制上的“难点堵点”，例如：各层级规划内容与行政事权的对应关系，上下级规划之间的传导关系，各部门推动项目实施的协同关系，存量地区再利用的配套制度创新等。

“成大事者，以应天时为主，以谋地利为用，以得人和为基。” 希望各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荟聚众智、博采众长，解决真问题、回应真需求、保障真落地，以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与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王凯副理事长在致辞中，从学习二十大报告的体会出发，提出总体规划研究领域要应对新挑战，开拓新视角、探索新路径。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等理念和愿景，应当是新时代城市总体层面的规划研究重要方向，总体规划的学术研究既面对着重大机遇，当然也面临着更大的新挑战。

当前我们国家正面临后疫情时代和走向高质量发展，要求总体规划要特别关注到的新发展阶段带来的新视角转变。例如要特别关注在安全韧性视角下，研究能否在极端状态下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等。

未来五年是城市政府探索总体规划实施的关键五年，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总体规划实施路径的研究，希望能够探索出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新时代发展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总体规划”实施新路径，进而在规划领域产生创新性的 “世界问题、中国方案”。

张菁主任委员认为，总体规划是心怀大局放眼长远的规划、统筹全域全要素的规划、兼顾竞争与协作的规划、具有底线性前提性的规划，这是总体规划不同于其他规划的典型特征。不同时期总体规划侧重是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阶段变化相一致的，通过自我革新，规划在各个阶段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阶段，内外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规划需要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划定“三区三线”的基础上，近期的工作重心应当是快速摆脱疫情影响，重振发展新信心、寻找发展新动力、探索发展新模式，并回答十四五重大项目落地的问题。在未来研究方向上：

一是实践维度，探索面向人民群众，更好地回应多样化、提升型的美好生活期盼；面向存量更新，更好地推进体制机制法制、技术标准规范的创新；面向空间治理，更好地适应多层级、精细化、智慧化治理的需要；面向各个层级，探索编制内容与行政事权的呼应关系和上下传导关系。

二是理论维度，建立解决真问题的技术体系，例如城镇空间中的安全韧性、体检评估、全龄友好、绿色低碳等技术；探索适应新趋势的制度体系，例如适应存量地区、多方参与的制度创新。展望未来，总体规划需要延续战略性、系统性思维，不断深化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为各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探讨总体规划实施的机制与理论

王富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总规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规划师

王富海副主任委员指出有关总体规划的探讨一直停留于供给侧，这是总规实施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他建议换个视角，在总体规划的需求侧即规划实施角度反向切入，先研究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的发展与治理需求，再探讨总体规划的内容和制度如何改进，即以实施带动编制。

王富海提出，总体规划实施需要理论先行和实践探索相结合。其中总体规划实施的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有关实施主体的理论、有关实施客体的理论、有关规划与实施关系的理论等三个系统，每个系统又包括了若干方面丰富的研究议题。在实践探索中，要特别强调规划编制与实施的互动框架。最后王富海还建议总规学委会的“总规研究”不能局限在某个具体的规划类型，而应当强化总规做为规划的主要思维和方法论的学术探索。

从治理视角看能用、管用、好用的总体规划

石晓冬，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总规学委会委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石晓冬委员从治理到规划治理的演进入手，以北京总规的编制实施为样本，从五个角度对基于“治理”的总体规划功用进行了系统阐述。

一是面向权力嵌套，总体规划必须适应国家治理逻辑的转变，注重事权与赋权，建构“分级分责不分权”的规划编制-实施-审计体系；

二是面向空间嵌套，总体规划应当注重分层与贯通，引领基于“一张图”的传导体系，实现多层次、多要素的空间协同治理；

三是面向方法路径，总体规划应当注重分解与控制，明确指标分解、用途调整的基础逻辑和利益机制，实现多变量的系统控制；

四是面向技术伦理，总体规划应当突出匹配与适应，既发挥技术工具的治理载体作用，又要规避公共治理中的价值偏离；

五是面向道表术里，总体规划应当突出统筹与易简，统筹复杂体系中的多层博弈，因势利导、繁简相宜。

最后，他总结指出，规划治理以物质为基础、空间为载体、价值为主导、科技为突破、政治为关键，以总体规划为代表的规划是帮助各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推动长效治理的平台。

基于总体规划理论方法的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思路——以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为例

熊健，学会总规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熊健副主任委员首先解析了都市圈的概念内涵以及都市区规划的属性定位，她认为都市圈规划属于区域规划，应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基本属性，兼具发展规划的特征，因此规划的技术内核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一致，是总体规划理论体系的拓展和深化。因此，上海大都市圈规划与上海2035总体规划在技术思路上一脉相承，但是基于都市圈的特点和空间尺度，在规划内容和技术方法上区别于省市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关注底线要素和协同要素，强调基于功能组织和综合交通的结构性、协同性空间组织逻辑，从生态底线、节点功能和要素流动三个维度建立技术框架。此外，都市圈规划不仅是一个技术工具，更是一个综合的、参与性的决策过程，通过跨地域、跨层级的平等协商，推动规划编制和空间共识的达成，打造成为一个共享共治的常态化协同平台，既丰富了区域空间治理的工具，又有效推动了都市圈空间治理能力的提升。

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思考

朱波，学会总规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总规划师

朱波副主任委员基于在中规院承担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项目技术质量管理，在报告中提出，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首先要找出技术体系不完善、政府管理部门多、专业技术跨度大等主要问题，进而在规划中紧密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这两大关键任务，从而理清规划编制思路，既要发挥城乡规划学科特长，又要强化技术思维和行政思维相融合，理解“底线”与“前提”的辩证关系。

最后他还结合了中规院北京公司所承担的青海省、东营市两个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技术探索，提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中要始终思考三个问题：行政工作与技术工作的关系、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关系、工作目标与工作过程的关系。

跨乡镇土地综合整治的浙江探索

岳文泽，学会总规学委会委员，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岳文泽委员从国家背景和现实需求出发，回顾了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协调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行的土地综合整治模式也面临“名不符实”、“尺度约束”、“供需错位”等六个方面的挑战和问题。因此，在前两轮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在浙江探索了在县域单元上跨乡镇土地综合整治创新方案的总体框架，探索形成了“三融合、三挂钩、三整治一修复”的核心思路，实现跨乡镇土地综合整治机制的更新迭代，建立健全“规划+整治”的互馈机制，探索“流量”空间置换机制，探索“增减+增存+增效”的政策体系，拓宽资金来源与筹措机制，探索低效用地一体化再开发机制，强化数字赋能和协同智治。

以实际需求创新规划形式——以南昌市高质量发展建设方案为例

董珂，学会总规学委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董珂秘书长认为，新发展阶段规划变革有三条线索：一是从理念转型看，需要兼顾资源约束如何有效、人民需求如何匹配、建设项目如何落地；二是从需求响应看，“人的变化”产生高品质空间需求，“地的变化”催生存量型管理需求，这两种需求将推动城镇空间的精细管控和流程再造；三是从夯实框架看，“前端”需要掌握民情、市情、上情，来把握真问题、真需求；“后端”需要创新许可、金融、物权，以保障可深化、可落地。而统领于三条线索之上的宗旨往往容易被忽视，即“用最简捷的方法解决最迫切的问题”。

《南昌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方案》是时任省委书记易炼红同志有清晰的问题导向（省会首位度低）、目标导向（高质量发展）、结果导向（生成项目），并要求以最短时间完成的工作，紧迫的时间、清晰的任务催生了新的“规划产品”。在部省共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示范省机制的保障下，技术组秉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针，建立“找准问题、摸清家底、开好药方、选对项目、补齐政策”的工作主线，重点做好“后半篇文章”：制定项目遴选标准、生成重点项目清单、建立“一表一则”（项目建设信息表+建设导则），并推动存量土地、金融、物权政策创新。

未来，各地党委政府都需要在“三区三线”约束之下，运用总体规划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思维方法，回答重大建设项目如何科学生成并精准落地的问题，而“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方案”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规划形式。

总体规划的死与生

赵燕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双聘教授

赵燕菁副理事长认为当前总体规划应当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加强能够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内容，建议主要探索以下六个技术方向：战略区位识别、财务空间化、项目策划、城市设计、制度设计、建立品牌。

战略区位识别，即在空间上寻找最具有战略价值的空间区位，并明确实施次序、逐步培育其空间价值；财务空间化，即引入“城市资产负债表”概念、将城市土地用途按照财务效果进行分类，规划评估也应当重点评估规划实施的财务效果，并从改善城市财务的角度提出规划改进建议；项目策划，即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周期（辜朝明语）为城市寻找能盈利的项目；加强城市设计，因为未来提升城市风貌水平将有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创新制度设计，用转移支付等市场手段管理指标、达成目标；建立行业品牌，建议将总体规划经典案例申报国家进步奖，以提高规划行业在科技领域的地位。最后提出，总体规划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本次总规学委会换届会议暨2022年学委会年会历时8个小时圆满闭幕。会议线上观看人数高峰时期达9000余人。希望今后能更好的发挥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这一开放、包容、进取的学术平台作用，使总体规划在面对新挑战、立足新视角、探索新路径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

文章来自：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