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可沟通城市——上海创新与转型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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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关系的网络，每个人都生存在城市的关系节点中，每个城市都存在于都市星球的关系节点中。可沟通，是一个城市的基本品质,体现了城市的活力与创造力。如何造就平等、开放、有序、通畅的城市关系，建设可沟通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城市创新转型的重大目标。近期本公众号将聚焦这一议题进行连续讨论。

孙玮：可沟通城市——上海创新与转型的应有之义

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什么是可沟通城市？形形色色的城市网络提供了各种连接，城市就是可沟通的吗？显然问题没那么简单。

我们恐怕都有过这样的体验：街头、广场人潮汹涌，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无法分担内心孤独。动用各种通讯工具交流了一整天，结果大都是鸡同鸭讲。“电车里两排乘客，肩摩踵接，相对而视，目光探询，毫无羞怯”，透露出的正是城市人欲言还休的交流无奈。目前城市中的矛盾冲突，常常和沟通遭遇阻碍有关。重连接轻沟通，甚至有连接无沟通，是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的主因之一，沟通不畅引发冲突已是屡见不鲜。如果传播是城市的基础和生命，可沟通，就是一个城市的基本素质、生活的基本品质，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创造力。

上海建设可沟通城市的迫切性

可沟通城市，大概具备三方面内涵：一是信息传递的快速、高效、透明。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前提条件。二是社会交流的自由、通畅。交通运输便于物品交换与人群的流动；城市规划、社区布局、公共设置要考虑促进不同人群的交往；建设多种多样的公共平台，丰富市民的公共生活，增进公共对话。三是文化意义的建构与分享。城市应当是一个共同体，给予我们最真切的归属感。城市一定是流动的，同时，一个城市必须有自己的凝聚力，没有后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上海就是一个上好例子。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移民城市，上海始终是海纳百川，熔炼成自己的独有文化。无论如何潮起潮落，上海人的地方认同都颇为坚固，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出了名的。

上海城市街景

可沟通城市建设，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上海，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第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发布的2012社会蓝皮书，我国的城市人口已超过50%，并且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5%。城市化重塑了社会形态：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将被打破，向城乡一体的社会体制迈进；自由产业社会流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庞大的农民工流动群体；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的兴起；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变等等。城市化带来的急剧变革已引起诸多矛盾和冲突，城市沟通成为城市有效治理的重中之重。第二，传播革命，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塑造了全新的城市交往形态，其中最突出的是网络化、散点化和脱域化。网络化：是交往渠道和连接的多样，新的城市组织形态使原有纵向的层级管道式信息控制失去效应；散点化：指每个局部甚至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卷入交往之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可以随时参与交流、发表意见，舆论热点和关注焦点瞬息万变。城市沟通由原来的放射化或星状关系，转化为去中心和再中心的波浪式涌动，其后果和效应难以预计和控制。脱域化：则是城市的交往与沟通已无法被圈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之中，流动的空间和固定的地方空间脱离，形成新的城市二元化。城市沟通在城市之中同时也在城市之外。任何一个城市事件，都可能是全国以至全球事件，反过来也是如此。第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上海的目标。国际化大都市不仅需有雄厚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生活水平，而且必须是有强大的连接能力，是众所公认的网络转换中心；必须是内外交互合作，关系和谐，信息畅通；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象和个性，是全球网络中的标志性地标。国际化大都市首先是一个可沟通城市。因此，“可沟通城市”建设，是上海城市创新转型的应有之义和当务之急。它需要理念支持、制度安排、以及各方面力量不懈的行动。

上海城隍庙

可沟通城市需关注三大议题

“可沟通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是平等、自由的。城市中的任何个人、组织，特别是强势者，应该给予这种城市精神最基本的认同与尊重。这种尊重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渗透于城市的每一寸肌理。

针对当前的城市发展，借鉴其它城市的历史经验，可沟通城市特别关注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如何认识城市特质、以及城市与人类生存关系的基本理念，也是城市制度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1.城市如何既尊重多样性，又打破区隔。亚里斯多德说，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城市容纳了异质的人群，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冲突在所难免，区隔因此就产生了。很多城市都有明显的区域分别，如伦敦的西区、东区；上海的上只角、下只角。波德里亚以一次亲身经历表达了他对城市分化的感受。某次波氏携女友于街头咖啡馆闲坐，周围衣衫褴褛的穷人游荡注目，引起女友不快，欲使波氏让老板驱赶之，波德里亚因此对女友产生了怨恨，因为这触碰了他的良心底线。此类场景在无数个城市空间中反复上演，我们当作如何反应？贫富只是分化的一种形式，多种类型的分化导致区隔越来越多，逐渐化为城市分崩离析的裂痕，不是老死不相来往走向死寂，就是爆发激烈冲突自相残杀。区隔方法的另一变形是“整合”，竭力抹平差异，增强同质化，追求表象的“共识”。压制剥夺了城市的自由，致使多样性消失殆尽，城市的生命力也宣告终结。城市的和谐在于对不同生活方式以存在的空间，给予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趣味以尊重，特别注重保障弱势人群的权利，促成异质人群间最大限度的交流、对话、理解。

2. 城市如何达成时空感平衡。游走于中国大陆，常常被陌生城市中的熟悉景观迷惑，我们无法辨识这个城市的独特性，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为什么现在的城市越来越相似？每个城市当然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我们常常看不见，也倾向于遗忘，甚至，竭力磨灭历史的遗迹，在城市空间中、在人们的记忆里。中国游客去欧洲旅行观光，常常出人意料地被震惊。那些由教堂、广场、雕像、纪念碑构成的著名景观，通过影像的方式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里，但突然地，拐过一个窄巷口的冰淇淋店，著名景观豁然出现，令人猝不及防。行走在罗马街头，威尼斯广场，古罗马斗兽场，图拉真遗迹，被疾驰着汽车、游走着行人的几条马路串连在一起，现代化的高楼林立其间。这样的景观在欧洲城市比比皆是。而我们，已习惯了历史遗迹大规模地被摧毁，或者千辛万苦地留存着，但与现代日常生活刻意分离。罗马很多普通建筑都是历经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建设过程，常常是在旧有的建筑上再搭出几层，或者扩大横向的尺度。就这样，城市的历史层层叠叠，铭刻在城市空间，镶嵌于当下的日常生活，持久地凝聚市民们对自己城市的认同。在城市中，现实与传统的对话得以源源不断地展开，绵延至未来。格尔茨说，文化就是人类编织的意义之网，城市文化的塑造，凝聚力的加强，必得充分实现传统、现实的交流、融合。城市共同体的建构依赖跨越时空的传播编织意义网络。

上海城市街景

3.城市如何实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梅罗维茨断言，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类交往的社会场景，致使“地点”——实体空间的意义消失了。或者说，电视等电子媒介构成了人类交往的另一种场景——虚拟空间。互联网的出现大大增强了虚拟空间的力量。宅在家里，看遍天下，足不出户，应有尽有。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城市某个地点脚踏实地，接触人群？但我们还有肉身，还要凭借实物生存，还要与真人密切接触，还要傻坐在城市广场中，看熙熙攘攘的人群经过，获得存在感。城市“地点”提供的“场所感”独一无二，它承载个人、集体记忆，倾注着公共或私人的情感。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标性景观，这些地点镌刻城市形象，凝聚着市民们的认同。试想，失去外滩、淮海路的上海，还是上海吗？实体与虚拟空间并非截然相对、势不两立，两种空间有融合的可能性。城市生活是结合两种空间的纽带。比如，互联网的使用，不是削减而是增加了物流的速度与规模，逢年过节，网络交易频繁，送货员穿街走巷，成了紧俏人才。IT产业的精英们，并未消失于人群只做远距离交流，还是要时不时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喝咖啡讨论新技术，真人见面碰撞能激发出别样的灵感。米兰杜莫大教堂巍峨的哥特式建筑上，豁然嵌有一块三星大屏幕，屏幕中是影像的杜莫大教堂，原来是在播放米兰的城市形象片。教堂广场前游人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再用微信传向四面八方，吸引世界各地更多的人群聚集在此。实体与虚拟在这样的景象中难以分割，或者说，这种区分已经失去了意义。

“可沟通”是起点，也是未来之基点

城市就是媒介，可沟通是城市的首要内涵。上海，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基础。

上海号称东方巴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去欧洲旅行，多半都要去巴黎。进了卢浮宫，除了蒙娜丽莎、维纳斯，一定要看胜利女神。讲解员滔滔不绝地说，看那女神的翅膀、衣裙的皱褶，还有脚下的船甲板，尽管这雕塑没有头，但一望便知是胜利女神，世界各地的胜利女神都很相似。于是上海游客疯狂拍照，仔细辨认。年轻的上海人已经很难知道，在外滩也曾矗立过一座胜利女神纪念碑。如今我们只能在照片里看见属于自己城市的胜利女神。西方古典雕塑的胜利女神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出现在外滩？现在的上海人恐怕也很少清晰地明白，近百年之前上海曾经是全球网络中的巨型节点。

老上海外滩的胜利女神像

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奇特的城市。上海史的研究者认为，上海文化的高度异质性使得它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市，上海的历史就是近代以来全球沟通的历史。1843年开埠，上海迈向近代以来的第一轮全球化，成为东方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接纳了来自中国内地不同区域、世界各国的人们，然后把他们统统变成上海人。上海形成了“五方杂处”、“不是东西”的城市文化，正所谓是“海纳百川”。“上海现代性”开辟了东方都市文明的独特样态——华洋杂糅。上海现代性发源于十七世纪的“海事时代”，被动、屈辱的开埠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上海与世界交流的进程，上海呈现出远东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性都市景观，与巴黎、伦敦、纽约比肩屹立于世界的舞台。计划经济重回“海禁时代”，切断了上海的命脉——与世界的交流。隔绝造成的单一性抽空了“上海现代性”的基础——交流碰撞构成的异质性，上海转变为支撑国民经济的工业基地的国内城市。

如今上海重返世界舞台，汇入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上海的立足点是什么？何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创新模式？我们以为，“可沟通”本是上海的起点，它的历史来源，也是未来发展不可改变的基点。

本文全文发表于《新闻晚报》2013年9月7日。获取全文请点击下方的“阅读原文”后，在新页面左下角通过下载链接获取pdf版论文。本文由孙玮教授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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