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直：用生命铸就丰碑

　1929年6月11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褒扬一位建筑师——吕彦直。命令说：“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事优良，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画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惋惜殊深，应予褒扬，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

　吕彦直生于1894年，因患癌症，1929年3月18日逝世，年仅34岁；然而他所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却使他名垂中国建筑史，他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唯一获得过政府通令褒奖的建筑师。

　南京中山陵因其气势磅礴、寓意深远、融会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精神等特点而盛赞于世。中国著名建筑学 家梁思成教授曾评价：“中山陵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于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中山纪念堂在广州老城区中轴线上，不避风雨屹立了72年。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典范，每天都接受着世界各地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瞻仰。吕彦直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也说：“中山纪念堂图案简单而雄浑，为彦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筑……我们看了黄花岗，再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塔，可以知道这20年中国新建筑学之大进步了。”

　吕彦直奠定了中国民族式建筑风格的发展方向，甚至时至8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出身官宦之家，到美国学习建筑

　吕彦直1894年7月28日出生于天津。他的父亲吕增祥（又名吕凤祥）是安徽滁州人，科举出身，在清政府中任职，官至五品。1885年前后，吕增祥被派往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1890年前后奉调回国，仍于李鸿章麾下任职，同时辅助严复翻译西方著作。1901年富文书局本《赫胥黎天演论》的封面，自右往左依次竖排印刷着“侯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吏天演论、吕增祥署检”字样。“吕增祥署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吕增祥对《天演 论》译本的贡献。

　1890年至1900年间吕彦直的父亲吕增祥任天津知州期间，由于其有出使东洋的经历和见识，思想比较开放 ，又热情好客，于是，身边便聚集了一批新派知识分子，每当周末，这批知识分子总喜欢到吕知州的西洋式大宅里聚会。其中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大翻译家严复，清直隶道员、后来的国务总理、外交家孙慕韩 等，都成为吕增祥的密友，并建立裙带关系。吕增祥的二女儿吕静宜嫁给了严复的长子严伯玉；吕增祥的长子吕彦深娶了严复的侄女严琦为妻；吕彦直与严复的二女儿严璆相好，并定为未婚妻。吕、严两家是多 重的亲家，关系非比寻常。

　1901年5月，吕增祥去世时，吕彦直未满7岁。翌年，由二姐吕静宜带往法国巴黎读书。此时，二姐夫严伯 玉正在巴黎工作，是清政府的驻法参赞。在法国期间，吕彦直很懂事，每天放学后，就到巴黎歌剧院的停 车场给洋人擦车，挣几个小钱贴补书杂费用，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908年，严伯玉卸任归国。在巴黎生活学习6年后，吕彦直也随二姐、姐夫回到了天津。恰巧，严伯玉的早年好友林纾，正在北京的五城学堂里教书，林纾是大学者、文学家、翻译家。严伯玉便介绍吕彦直到北 京的五城学堂读书。后来，17岁的吕彦直考取了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毕业后考取公派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8年12月，吕彦直获得康奈尔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进入纽约的墨菲（ Henry K Murphy）建筑师事务所工作。

　1921年初，27岁的吕彦直决定经欧洲回国，开创自己的事业。途中，他特意绕道法国巴黎。在卢浮宫参观时，吕彦直与后来的挚友和合作伙伴黄檀甫邂逅。

　1921年夏，吕彦直回到了中国，进入墨菲事务所上海分所工作，后又辞去洋人事务所的工作，转到东南建筑公司与黄檀甫同事，参与了上海银行公会大楼的设计。随后，吕黄二人合作创办了“真裕公司”。这个二人公司，既承接房屋设计，也搞房屋租赁和修缮业务。

　茫茫人海，谁人认识吕彦直？直至应征中山陵的设计图方案之前，吕彦直都是默默无闻的。

受聘设计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按其遗愿归葬南京紫金山，成立了由张静江、汪精卫、林森等12人组成的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设葬事筹备处于上海。中山陵的建造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工程，陵墓设计图案至关重要。几经研究，葬事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征求陵墓图案条例》，决定向海内外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至9月15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共收到应征方案40余件。

　当时年仅31岁、名不见经传的吕彦直在上海报名后，潜心研究了中国古代皇陵和欧洲帝王陵墓，根据《征求陵墓图案条例》的设计要求，参照紫金山地形，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精心绘制出平面呈一大钟形的平面图及建筑物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等9张设计图和1张祭堂侧视油画，撰写了约1000字的《陵墓建筑图案设计说明》，对布局、用料、色彩提出了初步设想。

　此次设计图案的评选，除宋庆龄、孙科及筹备委员会亲自评阅外，由委员会聘请凌鸿勋（南洋大学校长）、朴士（德国著名建筑师）、王一亭（著名画家）、李金发（著名雕刻家）等4位评判顾问分别对仅标暗号、不署姓名的中外建筑师、美术家应征图案，写出书面评判意见。结果，吕彦直的设计图案获得首奖，二奖为范文照，三奖为杨锡宗。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陵墓建筑特色，又有创造性的突破。首先，陵墓整个平面呈警钟形。孙中山在临终遗嘱中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吕彦直的警钟形设计图案，最符合“唤起民众”之意。其次，从设计来看，它结合山坡地形地貌将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巧妙地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用大片绿地和宽大的石台阶把这些单体建筑组合成为一组庄严 肃穆雄伟的整体建筑群，主体建筑——祭堂虽采用了传统的造型，但却把平面设计成方形，突出四个角墩 ，屋顶采用蓝色琉璃瓦，墙体采用花岗石，护壁及柱子均采用黑色花岗石，烘托着孙中山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十分肃穆。最后，祭堂在前，墓室在后，使用祭堂时，墓门可以不开，墓室为圆形，墓圹一周筑有石栏，便于谒陵者以此瞻仰，而且墓穴在地下，即使地面建筑被毁，孙中山先生遗体也不会受损。

　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王一亭说：“ 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评选结束后，所有应征者图案都放在大洲公司楼上公开展览五天，展览期间每天来参观者平均约在一千人左右，中西各报纸各有评论，是为当时中国建筑界的一大盛事。展览结束后，葬事筹备委员进行复议，一致认为吕彦直设计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此方案建造陵墓。

　黄檀甫曾回忆说：当年，吕彦直因设计中山陵而整日茶饭不思。他不断地修改画作。

　为了直观起见，每画完一稿，就用桐油灰捏造设计模型，然后对着模型修改画作。修改完后再捏造设计模型。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设计出中山陵现在的这个模样来。

　吕彦直受聘为中山陵墓的建筑师，从此名声大振。获奖后的吕彦直，以个人的名义创办了建筑事务所—— 彦记建筑事务所。

　还没有等吕彦直从中山陵建筑图纸的设计工作中缓过气来，1926年2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就刊登出《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的方案来。中外设计师纷纷响应。

　吕彦直带病设计应征图案，并再次获得一等奖。1926年11月3日，吕彦直受聘担任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的建筑师。

　一个建筑事务所几乎同时承担起国家的两大纪念性建筑物的建筑设计和施工监理等任务，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两大杰作融贯中西建筑思想

　了解吕彦直在法国和美国的经历对于理解他的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设计非常重要。首先他的设计与法国和美国的若干著名的建筑在造型上有直接关联，其次他的作品深受学院派，也即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前期欧美建筑界流行的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艺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的影响。如广州孙中山纪念碑凹曲线形的立面轮廓就带有巴黎埃菲尔铁塔的特点；中山陵墓室的圆形墓圹设计则是参照了巴黎恩瓦立德教堂中的拿破仑墓以及纽约的格兰特墓，而祭堂的空间又受到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影响。

　参考拿破仑墓、格兰特墓和林肯纪念堂都是吕彦直本人的想法，如他在《南京与广州之孙中山先生纪念物》一文中说：“坟墓之外表与中国普通坟墓同。惟内部颇形精致。自外面之栏杆，可直望石棺，与纽约格兰特坟墓（原刊中译将Grant’s Tomb误译成‘大坟墓’）及巴黎拿破仑墓同样……孙氏铜像，安放祭堂内，与华盛顿林肯祭堂相似。”

　另外，中山陵祭堂和中山纪念堂两栋建筑的外观很显然受到美国另外两栋著名的新古典建筑的影响，这就是华盛顿的泛美联盟大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娄氏图书馆。前者是中国著名建筑家杨廷宝、梁思成的老师保尔·克芮在1907年的竞赛首奖作品，后者由近代美国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事务所McKim, Mead & White在1893年设计。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二十街，吕彦直在纽约的住所与之相隔咫尺，他对这栋美国近代建筑名作的了解应该毋庸置疑。

　如果继续追问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的古典主义原型，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国古典主义名作——路易十五皇帝小特里阿侬别墅所代表的左右三段式的立面构图，以及意大利维晋寨圆厅别墅所代表的“希腊十字”平面建筑的影响。这两种原型吕彦直也应熟知：他设计的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入口立面也是小特里阿侬式的；而雇主茂飞为他的母校清华学校设计的大礼堂也是采用希腊十字平面。吕彦直显然采用了一种“翻译”的手法：将西方的柱式改变为中式的立柱，将西式的直坡屋顶改变成中式的琉璃瓦曲线屋顶，将西式的山花和 柱式门廊改变成为中国式的重檐立柱门廊，又将鼓座之上西式的穹隆屋顶改变成中式的八角攒尖顶。

　除了在设计上采用西方古典主义的著名作品作为原型之外，吕氏作品的古典主义的基础还表现在他对于建筑比例的重视。如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入口三段式构图的门廊部分高宽比为3∶5，两翼比例各为3∶1，这与圆厅别墅整体立面的比例相同；中山陵祭堂的立面高宽比为1∶1，与巴黎雄师凯旋门相同；中山陵“博爱 ”坊高宽比为3∶2，与意大利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巴齐礼拜堂相同。

　还值得说明的是，中山陵总平面呈大钟形，曾深受设计竞赛评委会的赞赏并见诸后世许多中山陵的介绍之中，但其实这并非吕彦直的有意设计。他事后曾对记者说：“此不过相度形势，偶然相合，初意并非必求如此也。”不过这一“偶然相合”恰恰表达了孙中山遗嘱中所说的愿望，因而受到国民党人的青睐并非“ 偶然”。

一段凄楚的爱情故事

　吕彦直对建筑所涉及的每一个细节都严格要求，每一份工程的图纸大样和做成的模型均须送往上海，由他亲自审查、修改。选用的建筑材料，除必须按他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经南洋大学试验并超过美国标准，他才签字准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设计的几座建筑杰作，至今仍为千万世人所瞻仰；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凄楚的爱情故事，却不大为人所知。

　1929年3月18日积劳成疾的吕彦直病逝后，上海的英文报纸《Millard’s ReView》上，刊登的吕彦直逝世的讣告中，注明吕彦直至死未婚。但据黄檀甫披露他已有红颜知己，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严复的二女儿严璆。

　1911年，17岁的吕彦直成了清华庚子赔款官费留美预备生。这时，还在上海母亲身边，年仅10岁的严璆，闻讯后对这位自己有所了解的“世兄”十分钦佩，感动之余她立即写信给父亲，坚决要求去北京到父亲身边上学读书。这也使吕彦直与不久后来京的严璆有了较多的接触。按家人的意见他们将来结成一对。

　1913年在所需的基本知识填平补齐之后，吕彦直和清华学校的同学一起乘船去美国留学。分别后“兄妹”之间就只能不时地以书信往来交换思想了。1918年年底吕彦直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实践经验对于学工科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吕彦直深知这个道理。毕业后他选择到纽约墨菲建筑师事务所先工作几年。其时，该事务所已完成了对母校清华校园的规划，以及一期扩建工程（包括科学馆、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的设计，正忙着进行南京外国教会办的金陵女子大学（今南师大校园）、北京外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 （今北大校园）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在墨菲先生的指导下参与这些设计，使他受到很好的锻炼。在出差北京时，勤奋的吕彦直还常到明清故宫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绘制了不少古建筑图样，这也使他积累了不少中国古代建筑的知识。

　1921年回国后，27岁的吕彦直本可与严璩很快完婚，但碍于严复尚在遥远的、当时交通相当不便的福州闹病，照顾他的亲人只有严璆；且严复不久便病逝，根据福州传统风俗，长辈去世后的一百天内尚可办理晚辈婚事，否则要拖三年后才能成亲。对于结婚这等大事，采取临时应急之举如何使得？何况二人父亲皆已亡故，吕氏本人尚无一定财富积蓄。于是二人的婚事便被长拖了下来。

　1928年初，吕彦直被确诊患有肝癌。他从容不迫，一方面先把噩耗告诉远在北京的未婚妻严璆，请她另做打算。另一面全神贯注投入当时的首都设计草案的研究与拟定工作中。1929年春节前，病情不见好转的吕彦直，回到了上海古拨路55号自己的寓所静养。他写下遗嘱，交代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请黄檀甫等同仁务必按照原计划完成中山陵余下的工程；开展好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工程。1929年3月18日凌晨，吕彦直停止了呼吸。严璆得知后，悲痛欲绝，断然在北京西郊出家，削发为尼，法名“秋妙” 。出家后的严璆，不与他人来往，人们不知她的下落，有传说说她曾着便装，到中山陵凭吊过吕彦直。解放初她在参观了广州中山堂、越秀山孙中山纪念碑后，经香港去了台湾继续修行，直至去世。

　1929年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报》第一八九号颁发褒扬令，褒扬病逝建筑师吕彦直。以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褒奖一位建筑师的勋劳，这在中国是绝无先例的。

　根据1929年4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有关方面在奠基室内为吕彦直建造纪念碑。

　黄檀甫亲自请雕刻孙中山墓塘卧像的捷克雕刻家高琦，在一块高约0.8米、宽约0.5米、厚约0.2米的大理石上，为吕彦直雕刻了一个半身浮雕像。浮雕像下面刻有时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的于右任书写的一段碑文：

　“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决议立石纪念。”

　这块纪念碑原来镶嵌在中山陵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内的东墙脚下，现已不知其踪。

本期编辑 | 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