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 | 关注上海城市发展，听听代表们都说了什么

目前，上海全市建设用地规模已超3000平方公里，占全市域43.6%，而伦敦、巴黎等城市的建设用地比例仅在20%至30%。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表示，上海的工业用地比重远高于许多国际大城市，但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交通用地比例要低于同类大城市，用地效率也有待提升。同样在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建议，要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调整建设用地结构，提高节地标准，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这为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与土地规划提供了经验。

农村环境“脏乱差”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反面典型”，原本应该青山绿水、炊烟袅袅、乡愁依依的乡村却成了污染的聚集地。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表示，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GDP总量是一个标准、人均GDP是一个标准，城乡环境面貌也是重要标准之一。但在实地排摸中却发现，城区里的棚户区、城中村，尽管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最差的环境还是在农村。盛亚飞说“我们要保留一批自然的、生态的，能够延续村落历史传统的古村落，而对于那些‘千篇一律’、人去楼空的乡村，那些工业污染严重的农村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尤其需要规划为先，特别要抓住农村地区建设用地减量化这个牛鼻子，统筹城乡发展。抓住了减量化，城市化才能推进。”他呼吁城镇化规划要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统筹城乡发展要牢牢把握农村地区建设用地减量化这一大的方向。

据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在30%-50%时，“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城镇化率为50%-70%时，“城市病”可能集中爆发。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阶段，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6个，人口超过400万的城市为20多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据此预测，我国正进入“城市病”高发期，亟需针对症结、及时施策。同时指出，城市病不加控制，将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丧失，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并且，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发展规模及其发展水平的失衡以及同一城市内发展水平的失衡，导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失衡造成的城乡差异现象，令城市病尤为凸显，最根本原因，是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和政府所在中心地区。

在控制用地的“硬约束”之外，城市规划理念的变更，及公共资源布局的调整，更被视为缓解“城市病”的长远之计。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院长高抒在政协大会发言中提出，新型城镇化要防止“城市病”，必须着力构建城市发展的新结构，彻底改变过去的“摊大饼”模式，未来的大城市应向着主城区、卫星城、邻近村镇的复合体而改变。同样的，上海在城市空间建设中就把1个中心、4个城市副中心、7个新城纳入其中，力争通过全方位的配合，解决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迈向竞争力更强、人文特质更优、可持续发展势头良好的世界级城市。

材料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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