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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文:【2018.12期】赣州省际古道沿线传统村落形态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

文首300字: ------据说搞村镇的都关注了我们------引言赣州形胜,史称:“界四省之交,扼闽粤之冲”[1],地理区位至关重要。赣州水系河流发达,组成了遍及全境的天然水运交通航道网,其与邻省区域的水路、陆路一起构建成水陆相间的赣州省际古道。特有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通行条件,使其在古代交通构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古代赣州交通被称为:“‘舟车所会’‘四省通衢’的水陆交通枢纽,南方通往国际贸易的交......(2019-02-06 2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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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乡村与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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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期】赣州省际古道沿线传统村落形态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


------据说搞村镇的都关注了我们------


引言

赣州形胜,史称:“界四省之交,扼闽粤之冲”[1],地理区位至关重要。赣州水系河流发达,组成了遍及全境的天然水运交通航道网,其与邻省区域的水路、陆路一起构建成水陆相间的赣州省际古道。特有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通行条件,使其在古代交通构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古代赣州交通被称为:“‘舟车所会’‘四省通衢’的水陆交通枢纽,南方通往国际贸易的交通要道。[2]


传统村落作为一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空间形式的形成、发展与其所处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3-4]。赣州省际古道是链接中原与岭南、内陆与东南沿海的交通枢纽,是多元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核心纽带,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及南来北往商贸文化交流促成了古道沿线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与融合,因此对传统村落及其空间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以赣州省际古道为切入点,梳理古道沿线传统村落的形态特征,阐述区域性交通因素对村落形态的影响机制。通过比较研究,尝试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对赣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差异性与关联性,提供一种文化交流视野的全新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村落保护策略,将古道与传统村落保护联系起来,以期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思路。


赣州省际古道


赣州水上交通网络格局由赣江水系之赣江、章水、贡水及其支流和东江水系之九曲河、寻乌水及其支流构成。赣江水系航道网遍布赣州绝大部分县(市区),其主支赣江北入鄱阳湖,注入长江;东江水系航道网主要分布在安远的南部、定南及寻乌,其支流九曲河、寻乌水可至广东龙川。


陆路方面,赣州通往粤北、闽西、粤东北的通道历史悠久。秦征百越,始筑大庾岭路,置横浦关(今小梅关),开启了五岭南北的省际通道;汉讨东越,开拓了跨越武夷的省际通道;唐宋时期已开通赣州至相邻各州的郡际古道,成为中原通往南越的交通要衢[5]


四通八达的水上航道与久已成型的陆路通道共同构筑起水陆相连的赣州省际古道,联通了赣、粤、闽主要传统商贸集镇和物质集散要地,不仅成为中原、岭南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北方汉民避乱大批迁徙的主要通道。


根据赣州连接周边地区交通线路的不同,赣州省际古道分为赣州至闽西北古道、赣州至粤北古道、赣州至粤东北古道、赣州至闽西南古道四类(图1、表1)。


图1 赣州省际古道主要分布示意图


表1 赣州省际古道主要线路表


1
赣州至闽西北古道


赣州至闽西北古道是福建乃至广东东北部、江西及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其主要线路有三条[6-7]:即石城至宁化线、石城至长汀线、瑞金至长汀线。石城,自古有“闽粤通衢”之称,是从赣州进入闽西北直至粤东北的重要交通孔道,也是闽西北进入江西直至江西以北的便捷要道,两边商贸、人流往来络绎不绝。瑞金至长汀线是古代赣州府(今赣州)至汀州府(今长汀)、潮州府(今潮州)的主要路线[7]


2
赣州至粤北古道


赣州至粤北古道是岭南、江西及中原之间的重要通道。其主要线路有两条[8],即大余至南雄线、信丰至南雄线。大余至南雄线,秦已开辟,是水陆联运要道,连通了珠江与长江水系,沟通了中原、岭南及海外各国之间的交通,是全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此条古道途径的赣江、章水被称为:“物质运输的‘黄金水道’,官府使节、民间商旅与东南亚及南洋往来的水上丝绸(瓷)之路。[9]”而信丰至南雄线,则是仅次于大余至南雄线的水陆联合线路,是粤盐赣粮的重要运输通道。


3
赣州至粤东北古道


赣州至粤东北古道是赣州与广东东北部之间的重要沟通路线,其主要线路有六条[10-11]:即寻乌至蕉岭线、寻乌至平远线、寻乌至兴宁线、寻乌至龙川线、定南至龙川线、定南至和平线。这六条线路是赣粤之间较为繁忙的交通运输通道,其中珠江流域之东江水系的寻乌河、九曲河是赣粤两省的重要水上运输渠道。来往物资有广东梅州、河源、惠州、潮汕等地的食盐、海制品、日常工业用品等及赣州的米、茶、木等农产品。


4
赣州至闽西南古道


赣州至闽西南古道是赣州与闽西南、粤东北之间主要联系通道。其主要线路是会昌至武平线[11]。它从会昌的筠门岭镇往东可至武平东留镇,往北可至会昌县城。赣州至粤东北古道绝大部分线路也走筠门岭镇、会昌县城这条水路,据1994年编撰出版的《赣州地区志》记载,筠门岭是赣、闽、粤三省交通枢纽;会昌港在明、清时是粤盐、闽盐行销赣州的主要集散地[5]


古道沿线传统村落形态特征


赣州省际古道开辟历史久远,交通条件优越,在商业贸易活动的刺激下,逐渐形成一批城镇,其周边的村落也如同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但逢北方战事,官宦庶民为避难举族南下,迁徙人口依托古道,在其两侧腹地中择址开基立业,催生一批批村落。古道沿线区域保存下来的传统村落,在迁徙源流、民居类型、村落布局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见表24)。


表2 各省际古道沿线传统村落迁徙源流

资料来源:据《江西省石城县地名志》《江西省大余县地名志》《江西省信丰县地名志》《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江西省会昌县地名志》《江西省定南县地名志》整理绘制。


表3 各省际古道沿线传统村落民居类型

资料来源:图a-e、g据调研资料改绘,图h、i来源于参考文献[19]。


表4 各省际古道沿线传统村落布局形式


从实地考察情况来看,目前保留下来的村落,历史跨域千年,不同线路上村落的迁入时间、迁徙源地各不相同。民居作为村落中最为主要的建成环境,是村落空间形态的主要表征载体,其形式的地域差异性十分明显。村落布局体现的是村落整体或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性形态特征,它较为直观地体现了村落物质形态,鲜明地展现了村落营建思想和模式,古道沿线村落空间布局形式有着各自显著的特征。


1
赣州至闽西北古道沿线传统村落


a.迁徙源流


该古道沿线区域较多开基时间较早的村落,多在宋元及以前建村,主要为唐宋及以前中原南迁汉民所建,建村年代最早可追溯到西晋年间,如石城县小松镇径里村,郑氏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从揭阳县迁此落户。


b.民居类型


民居类型特征主要为大型的聚居建筑堂横屋,其次为中型的堂厢式民居及小型的单行排屋,同时在石城北部、瑞金北部还分布有零散几栋大型的围屋。


堂横屋以厅堂为核心,两侧建有横屋(当地也称为“直首”),其形式为“两堂四横”“三堂六横”等,规模较大的也被称为“九井十八厅”。堂厢式民居在前后两栋单行排屋之间(或单栋单行排屋之前)设置天井,天井两侧配以厢房,形成三面或四面围合天井的空间格局,其形式多为“二进式”“三进式”。单行排屋由多个单开间横向线性排列而成,其形式一般为“四扇三间”“六扇五间”,规模较小。围屋由中间核心体与外围围合体组成,形成强烈围合的向心性空间格局,一般在外围转角处设有炮楼,防御性较强(见表3-a3-b3-c)。


c.村落布局


村落布局主要为条带式和散点式布局。条带式是受地形的限制,沿山、水延伸方向呈线性布置,如顺应山脚等高线而成线状排列的石城县小松镇桐江村。散点式布局是村落建筑稀疏散落的分布,建筑之间的关系较弱,中心不明确。如石城县大由乡罗田村,多栋大型建筑单体自由灵活的分布在山脚处(见表4-a4-b)。


2
赣州至粤北古道沿线传统村落


a.迁徙源流


此古道沿线传统村落开基时间也较早,多为宋元或明清时期,其民居主要为北方汉民早期迁至赣中然后再迁至赣州,或为闽粤客家返迁入赣州。如大余县樟斗镇双伏村,谭氏元代由吉安府迁此;又如信丰县古陂镇李田村,叶氏于明代从广东南雄迁入。


b.民居类型


民居类型主要有小型“四扇三间”“六扇五间”的单行排屋、中型“二进式”“三进式”的堂厢式民居及较大型的多联排建筑(见表3-d3-e3-f)。多联排是数列纵向排列的单行排屋与位于中部的天井串联组合,天井相对应间为厅,以厅为核心向两侧横向拓展,水平横向特征明显,规模较大。在赣州至粤北古道沿线的主要村落中,大余境域以单行排屋,堂厢式为主;信丰民居主要有单行排屋、多联排。


c.村落布局


村落布局主要特征是以祠堂、庙宇、街市、戏台等为结构中心的集中式布局,以及村落建筑通过并、串联排列组合形成的条层式布局。如大余县新城镇东乾村,以多个祠堂为核心,形成向心、紧密的空间结构。又如信丰县正平镇咀头村,整个村落以张氏厅夏为核心,通过建筑的并、串联形成了层层扩展的空间形态格局,并以横向的线性巷道为主要交通组织方式(见表4-c4-d)。


3
赣州至粤东北古道与赣州至闽西南古道沿线传统村落


a.迁徙源流


古道沿线传统村落建村年代较晚,多在明清时期。主要由闽粤客家回迁入赣的居民所建,如寻乌县南桥镇车头村,便是于明朝从广东河源迁入。


b.民居类型


在民居类型特征上,多为大型聚居建筑,如堂横屋、围龙屋、围屋、厝包屋等(见表3-g3-h3-i)。厝包屋在堂横屋基础上,其核心体厅堂后面建有一行或数行后包,形成三面围合核心体的向心性空间格局。围龙屋与厝包屋不同的是,后面线性后包为弧形后包。在上述两条古道沿线的村落中,寻乌民居主要有堂横屋、围龙屋,以及少量围屋;会昌主要类型为堂横屋、厝包屋,在南部地区零星出现围龙屋、围屋;定南则主要为围屋、堂横屋;安远以单行排屋、堂横屋为主,一些围屋主要分布在安远的南部。


c.村落布局


该区域传统村落主要采用条带式、散点式及团块式布局。如位于山边、水旁而成条带式布局的寻乌县澄江镇周田村,若干栋大型建筑堂横屋成散点式布局的会昌县洞头乡肥岭村。团块式是由多栋大型聚居建筑聚合而成,村落内建筑规模较大,建筑与建筑之间相互靠近,距离较小,如寻乌县吉潭镇篁竹湖村(见表4-e4-f)。


古道沿线传统村落形态特征形成机制分析


赣州省际古道不仅是交通要道,而且是移民文化的桥梁,文化传播的路径,文化整合的纽带。人口迁徙是赣州村落形成的关键因素,以人口迁徙为媒介,使古道连接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促进彼此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古道沿线的传统村落,正是受迁徙源地的文化影响,并与当地环境结合,形成各自独特的形态特征。


1
移民迁徙:村落形成差异之源


赣州95%以上为客家人[12],而客家先民来自于中原汉人数次大规模的迁徙。赣州省际古道正是移民进入赣州的重要通道,并在其沿线区域形成了众多村落。


传统村落的形成与客家先民的规模性迁徙息息相关,不同时期的人口迁入与不同的迁徙路径是导致各类省际古道传统村落流源差异最直接的原因。


首先,客家先民为躲避战乱被迫从中原地区不断南迁,经赣州至粤北古道、赣州至闽西北古道进入赣州,最开始主要进入石城一带,也有部分到达大余、信丰一带。晋代迁入石城的郑氏是至今有谱牒所载赣州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另外,据《客家民系的发祥地——石城》记载,石城主要姓氏在宋代以前就基本迁入[6]。因此,赣州至闽西北古道沿线较多历史久远的村落,赣州至粤北古道沿线村落也有些历史较为悠久的村落。


其次,明末清初,闽粤地区人口膨胀,并且受到一些战乱的影响,闽粤客家便开始向外迁徙。此时,赣州地广人稀,又是客家民系南迁的第一站,于是闽粤客家人多数循着赣州至粤东北古道、赣州至闽西南古道及赣州至粤北古道成批返迁回赣。其中,多数集中在寻乌、定南、龙南及会昌的南部,也有部分位于大余、信丰一带。


2
文化传播:形态特征分异之本


文化传播是致使赣州省际古道沿线区域传统村落形态特征差异性最根本的因素。文化传播伴随着人口迁徙,以人作为文化载体,将文化从迁徙源地带到迁徙目的地,从而使目的地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源地的某些特征。因此,以村落形态为代表的文化景观,在不同的古道上,展示出各自迁徙源地的种种形态。


赣州至闽西北古道沿线区域传统村落延续了古代中原地区大型向心围合的合院式建筑形式,出现较多大型聚居建筑堂横屋。唐中后期至北宋是客家民系的孕育期,这一时期大量中原汉人迁入赣闽边区,定居于石城一带。客家先民在新迁徙地为了安全、生产的需要采取大家族聚族而居的方式。这种大型向心围合式建筑在唐代已出现[13]。南宋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期,正好是民间祠堂出现之际,客家人也在这时开始兴建祠堂[14]


堂横屋是客家典型聚居建筑,宅祠合一,具有较强向心性,通常规模较大。聚族而居是赣州客家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同一家族数世居住在一栋大型建筑里是很普遍的现象。当家族人口扩张,不能满足家族需求时,一般会在老屋附近择址而建新屋。由于单栋建筑规模较大,村落建筑数量则会相应减少,往往一个村落由一栋或若干栋邻近堂横屋所组成。村落建筑受地形的限制,多沿山水之势依次排开形成条带式布局形式,或者呈稀疏散落的散点式分布状态,形成的村落规模普遍较小。


赣州至粤北古道沿线区域传统村落受江西北部文化的影响非常大,民居形制、村落布局与其非常相近。赣州至粤北古道所经区域开发较早,秦时已在今大余、南康之间设置南壄县,唐时设置信丰县。因此,沟通岭南、中原的赣州至粤北古道沿线区域容易受到江西北部乃至北方文化的影响,村落分布有大量的单行排屋及堂厢式建筑。这两类建筑单体规模不大,自身建筑内部向心特征较弱,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有着强烈宗族观念的客家人在建村时,通常以本族祠堂为核心[15],其他建筑围绕着本族祠堂建筑在其周边进行布置,整个村落形成内部联系紧密,总体形态较为紧凑的集中式布局,村落规模普遍较大。


此外,赣粤重要通道之一的信丰至大雄线,使得信丰及其相邻的广东韶关呈现出较强的文化趋同性,如都出现了较大型的多联排建筑。村落通常以多联排建筑为核心,多联排、单行排屋建筑通过横向并联、纵向串联,形成以横向线状巷道为主要交通骨架的层层相叠的条层式布局形式,横向结构特征明显,村落规模为中型的居多。


赣州至粤东北古道使赣州东南部与粤东北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受梅州文化的影响,在赣州东南部甚至出现了围龙屋。从围龙屋的空间分布来看,与梅州接壤的寻乌东南部数量最多,且最为集中;而在会昌、安远、定南与寻乌交界处只有少量围龙屋出现。由于这一区域主要是大型聚居建筑,一栋建筑可能就是一个自然村,或者几栋建筑一起构成一个自然村。在村落布局上,通常表现为多栋大型建筑沿山川、水系而建的条带式布局,或者为多栋大型建筑散落布置的散点式布局,村落规模通常较小;又或者为多栋大型建筑聚合而成的团块式布局,村落规模一般较大。


3
文化整合:新质文化生成之径


文化整合是由于不同区域文化的接触、碰撞,通过相互吸收、彼此融合而形成一种新质文化的现象[16]。赣州至粤东北古道沿线区域民居形态文化通过不同文化的互动与交流,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不同民居文化元素融合于一栋建筑之中,从而组成了一种新的民居组合方式。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省际古道沿线区域民居文化的主要表现。


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社会的动乱、宗族的械斗等因素,民居防御性增强,在龙南、定南、寻乌一带盛行围屋。赣州的围屋受到围龙屋的影响,出现了围龙形围屋,其兼具围屋与围龙屋的特点,外围为前方后圆的围合体,比围龙屋围合性更强,在后围与核心体之间有“化胎”,外围设有枪眼、瞭望孔、炮楼等防御性设施,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图2)。如龙南县杨村镇乌石围,建于明万历年间,从平面布局上看,与围龙屋很类似,具有围龙屋的基本构成要素,但与围龙屋又有些区别,乌石围外围为一圈闭合的前方后圆围合体,围合性比围龙屋更强,并在外围围合体设有炮楼、枪眼等设施,以增加防御性能,围内是以厅为主的方形建筑体,这与赣州防御性民居围屋相类似(图3)。这一形制在后期所建围屋中也得到了延续,如寻乌县晨光镇司马第,始建于清末,也为围龙形围屋。


图2 民居文化整合示意图


图3 龙南县杨村镇乌石围

资料来源:左图来源于参考文献[1]。


文化整合使多元文化更好地渗透与融合,繁荣了该区域的文化。赣州至粤东北古道沿线区域民居形态文化充分体现了文化整合特色。


结论与讨论


赣州省际古道在承担交通作用的同时还是该地区在文化交流、信息传递、技术传承等过程中的载体和纽带,它促使了不同地域文化间的迁移与交融,影响极其深远。本文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分析了赣州各条省际古道沿线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发现它们在迁徙源流、民居特征、村落布局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这些差异的形成,则是传统村落在时空框架中,受人口迁徙而带来的文化传播与整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移民文化是村落形成之源,文化传播是形态特征分异之本,文化整合是新质文化生成之径。


以省际古道为线,对赣州传统村落进行串接与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探讨村落的空间形态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发现其差异性生成的内在机制,从而揭示民居演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规律性问题。基于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有利于厘清不同线路村落形成机制。尊重文化,思考动因,才有利于为村落的保护、规划提供切实可依的文化基础[17-18],使保护规划理论更扎实,方法更具有操作性。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保护提供依据。


第一,区域层面的整体性联动保护。从本文研究结论可以看到,省际古道串联起了不同省份、不同片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传统村落,充分展示了古道沿线物质遗存及其文化的丰富性。因此,以古道为线索,借鉴文化线路的保护模式,进行跨省、市、县等边界的协同保护,改变以往以单个村落为对象的保护模式,对于维护我国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编制区域性的保护规划也有借鉴意义。


第二,基于类型的地域文化特色保护与传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受地方本土特征与古道文化交流两者的综合影响,不同片区的传统村落与民居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并固化成特定的空间形态类型,有学者称之为“原型”。对于省际古道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甄别“原型”所覆盖的区域范围,明确不同“原型”之间的空间边界,从而为片区层面的保护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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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赣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赣州文史资料第七辑:赣州工商经济史料专辑[M].赣州:赣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

[3]刘传林,陈栋,王培.古村落空间格局在村庄规划中的延续[J].小城镇建设,2010,28(7):97-103.doi:10.3969/j.issn.1002-8439.2010.0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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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万幼楠.赣南传统建筑与文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177823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2017MS033);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课题(编号:2018ZB04)。

作者简介:

梁步青,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肖大威,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陶金,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冀晶娟,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陶金,arjtao@scut.edu.cn。

版权声明:

原文刊登于《小城镇建设》杂志2018年12月刊,版权为小城镇建设杂志社所有,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经过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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