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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文:读书分享:《城市建筑学》和《类型学建筑》 9

文首300字: 大家好!今晚领读《城市建筑学》的最后一章  “城市建筑体的演变及其它内容”以及本书结尾部分的 1969年序言、1971年引言和1973年评注。第四章 城市建筑体的演变及其它内容建于第二帝国时期的典型巴黎资产阶级公寓住宅(上图是豪斯曼巴黎改造时采用的典型住宅里面,豪斯曼不仅改变了巴黎的形象,也采用了现代的测量和给排水系统,而且是依靠房地产开发的手段。)一.  城市是......(2019-04-05 1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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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城市的故事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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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分享:《城市建筑学》和《类型学建筑》 9



大家好!今晚领读《城市建筑学》的最后一章  “城市建筑体的演变及其它内容”以及本书结尾部分的 1969年序言、1971年引言和1973年评注。



第四章 城市建筑体的演变及其它内容



建于第二帝国时期的典型巴黎资产阶级公寓住宅


(上图是豪斯曼巴黎改造时采用的典型住宅里面,豪斯曼不仅改变了巴黎的形象,也采用了现代的测量和给排水系统,而且是依靠房地产开发的手段。)


一.  城市是各种力量的作用场;经济学


1.  变化


虽然今天的罗马城和古典时期的罗马城是两个不同的建筑体,但我们却可以看到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经久现象的意义;不过,如果想说明这些建筑体的转变,我们就应当不断地关注十分具体的事实。

 

当然在某些年代或时期中,城市变化的速度很快,而且变化具有冲击性和明显的不可预测。突变、转变和小的改动需要不同的时间。像战争或土地征用这类巨大的变动会很快地改变似乎稳定的城市状态,而另一些变化的发生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所有的(变化)情况中,城市受到许多力量的作用,它们也许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也许是其他方面的。

 

城市也许会通过自身的经济福利而发生变化,城市也可能毁于战争。然而不论是巴黎和罗马在上述时期中的转变,我们都可以对那些控制变化的力量分别地加以研究。

 

对城市的分析能使我们看清这些力量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契约登记册来研究财产的历史,从中了解土地占有者的先后顺序,并且探索某些经济趋向。我们还应当阐明这些力量得以体现的准确方式,而首先要弄清这些力量的潜在效应和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

 

以下两类事实对于理解影响城市的力量会更有帮助:第一是城市的性质,第二是这些力量产生转变效果的具体方式。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要认识这些力量的本身,而是要首先知道它们的作用,其次了解它们的作用所产生的不同变化:对这些变化的认识,一方面取决于这些力量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的情况和城市的类型。

 

在规划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解释许多发生在现代时期中的这些转变,因为规划构成了使那些控制城市变化的力量得以体现的具体形式。

 

从结构的观点上,我们也已看到,这些规划的影响力量与其他城市建筑体的相同;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构成了一种开端。经济力量易于对规划施加主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它们的作用是很有意思的。在资本主义城市中,经济力量的作用体现在土地风险投资之中,这种投资构成了城市发展机制的一部分。我们在此很想探讨土地风险投资与城市所经历的发展类型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城市形式的作用。我们很想探讨城市建筑体的组成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经济关系。


2.  两种不同论点,经济因素、土地私有制


在本章中,我想特别讨论一下与城市有关的两种不同论点,并以它们作为重要的参照。

 

第一个论点是阿尔布瓦什提出的,它分析了土地征用的性质。阿尔布瓦什认为,经济因素在本质上会在城市演变中发挥主导作用,直到它们让位于更为普遍的法则。

 

经济因素的总和不能完整地解释城市建筑体的结构。

 

我所指的第二个论点是由贝尔努利( Hans Bernoulli)提出的。贝尔努利认为,土地的私有制及其分配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灾难,因为城市和其占有的土地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根本且不可分解的特性。他因此认为,土地应当回归公有。在他看来,住房、居住区和公共设施都十分依赖于土地的使用情况。

 

有些理论家声称,地产的国家所有制,即废除私有地产,表现出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主义城市之间性质的不同。这个观点是无可争辩的,但它与城市建筑体有关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城市土地的使用和获得的可能性是根本的问题;所有制似乎还只是一个条件,固然是一种必需的条件,但却不是决定性的条件。

 

但是在经济力量和条件的背后或以外,最终还有选择的问题;这些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上的选择,只有关注城市建筑体的整体结构才能理解。


二.  莫里斯?阿尔布瓦什的论点

 

3.  土地征用


在研究的开头部分,阿尔布瓦什用经济观点考察了某大城市中的土地征用现象。他首先提出假设,以便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土地征用现象,从而把它们从具体的环境中分离出来。这个假设就是:这类现象具有自身的特性和相同的性质。因此,他就可以比较不同的情况,而不用担心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土地征用的原因无论是偶然的(例如火灾),还是正常的(废弃),或是人为的(土地风险投资),都不能改变结果的性质,即:要么毁坏,要么建设这样一个单纯而明确的事实。


然而,土地征用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在城市的所有部分中的;它可以完全改变城市的某些地区,而对另一些地区则更为“留情”一些。

 

在这些变化中,至少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与个人的作用有关,即与某人所施加的影响有关;第二个特征仅仅与一系列给定的建筑体的相继顺序有关。

 

当市政当局的建议与公众所确认和已讨论过的需要,和方案相关时,许多力量和因素便会发生作用,其中包括意外的力量或因素。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当局不能代表人们的意愿(如巴黎在1831年至1871年间所出现的情况),那么美学、卫生、城市战略的思想或掌权人物(某一或若干)的行动就成了头等重要因素。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大城市的具体组成可被视为不同集团、个人和政府的提议相互碰撞的结果。


就这样,各种不同的规划被提出、被综合、被忘却,以至于今天的巴黎如同一幅拼合的照片,人们也许通过复制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拿破仑一世和奥斯曼诸时期中的片断形象便可获得。

 

我们所说的第二个特征与一系列建筑体出现的顺序有关。

 

在移民和教会的地产国有化之后所出现的林荫大道规划,是巴黎革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另一个独特的产物。艺术家委员会只是在地图上标出了这些大道的位置,而新近收为国有的大片土地则为它们提供了用地条件。城市转变的形式既取决于它的历史,又取決于某些个人的行为,这些(某些)人的意志具有同历史力量一样的作用。

 

相应地,阿尔布瓦什也不认为土地征用是反常或超常的现象,而是把它们作为城市演变中最典型的现象来研究。因为正是通过土地征用及其直接的影响,可以用于分析城市土地演变的经济趋势才以一种适当浓缩和综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考察极为复杂的现象整体而言,对土地征用的研究是最明确而可靠的着眼点之一

 

鉴于阿尔布瓦什这个论题的重要性,我想归纳一下其中的三个基本方面


(1).经济因素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独立性;

(2).个人对城市变化所起的作用及其性质和局限性;某种情况出现的确切且由历史所决定的方式同它出现的普遍原因之间的关系;

(3).城市演变体现了复杂的社会秩序,且趋于根据高度准确的法则和发展方向而进行。

 

除这三点以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土地征用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城市演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是被阿尔布瓦什当做基本研究领域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

 

三.  对土地征用性质的进一步思考

 

4.  偶然事件

 

在研究中,我强调了城市连续演变过程中那些显然是偶然事件(例如由战争和轰炸所造成的破坏)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可以表明:这类事件只是加速了已经存在的某些倾向,并且还部分地修改了这些倾向,使原先存于经济形式之中的意图得以更快的实现,而这种破坏和重建城市的意图本来还可以通过与战争相同的过程来完成。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这些事件是以迅速而残忍的形式出现的,因此,通过研究它们人们所看到的结果就会比土地所有制和城市不动产的长期历史演变所产生的结果更为生动,更为直接。

 

我在另外的研究中,力图把米兰的城市形式与先由德雷萨、后为奥地利约瑟夫二世、而最终由拿破仑所完成的改革联系起来。这些出于经济考虑的措施与城市设计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它首先表明,与建筑体形式相关的土地征用这种经济事实是头等重要的。同时它还表明,土地征用在本质上是城市全部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它们深深地根植于城市的社会运动之中。我们在此暂不考虑土地征用的政治方面,即它们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米兰城平面图


米兰城的拿破仑规划是欧洲最为现代的规划之一,尽管它是从巴黎艺术家委员会的规划派生而来的;它以本身的具体形式说明了奥地利政府对教会地产所进行的长期一系列的抢夺和征用。

 

这些空间方案的相对自主性可以从以下的方面来衡量:它们在其后规划中所出现的强度,它们与之前的规划的联系程度,以及它们并不促进经济转变的性质。因此,拿破仑大道(当时为但丁街)在城市动力之中的成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样的城市动力使伯鲁托规划在城北获得成功、但却在城南告以失败,失败的原因是规划的假设或太先进,或过于脱离经济现实。

 

奥地利约瑟夫二世在1765年至1785年这20年间对宗教团体进行了镇压,经济动力随之有力地迸发出来。在米兰城和其他少数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耶稣教会、宗教法庭以及无数奇怪的教会组织,对它们的镇压不仅是向城市和现代进步迈出了一步,而且也具体地表明了米兰城在下列方面所具有的可能性:统辖大面积的城市化土地,使街道系统化,改变不规则的状况,建设学校,研究院和花园。

 

波拿巴广场肯定不是一种建筑上的需要,而是城市本身的需要,即通过为当权的新资产阶级建立一个商业中心来使城市得到一副现代的面孔。这种需要与广场的形式以及在为它选址时而考虑的特有的地形,建筑和历史因素没有关系。


1801年米兰城波拿巴广场方案


米兰提契尼门


安托利尼的想法虽然是一种纯形式的想法,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它却令人注目地复活于伯鲁托规划之中,只是再次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商业中心不再是波拿巴广场。我想强调指出,这种经济上的影响是不依赖于规划的。

 

5.  经济力量与规划的发展和设计之间的关系

 

借助于阿尔布瓦什的观点,人们可以仅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做出对奥斯曼的巴黎规划费成或不赞成的评价(设计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当然很想在此考虑它),但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看到,奥斯曼的规划在本质上是与那些年中巴黎的城市演变相联系的;从这方面看,它永远是一个最成功的规划,这不仅因为它体现了一系列的巧合事件,而且还因为它首先准确地反映了历史中那个时刻的城市演变。

 

奥斯曼是根据城市的真正发展方向来开辟街道的,这些街道确认了巴黎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人们不能总是从个规划所包含的城市条件出发,来评价城市的规模或规划的作用,而不管此规划在实际上有多么的成功。(在其他城市)一方面有巴里、费拉拉和黎塞留这样的城市,规划经受了时间的影响或只是成为一个标记,初始的想法只是偶尔体现在某一建筑物或街道上;另一方面也有巴塞罗那、罗马和维也纳这样的城市,规划则疏通,引导且通常加速发展了那些作用于或将要作用于城市的推进力量。

 

在另外一些城市中规划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着眼于未来;例如某个规划也许在构思时被认为是难以实施的,并且在实施初期遭到反对,但在后来也许能恢复元气,表现出先见之明。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力量与规划的发展和设计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说清楚;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人们了解不多的例子就是塞尔达( Cerda)在1859年为巴塞罗那城所做的规划。这个规划详尽而合适,技术相当先进,且与这座加泰兰都城的经济转变完全适应,尽管它所预期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规模过于宏大。虽然此规划没有实现预期的设想或者严格地说,规划根本就没有实现,但它却仍然决定了巴塞罗那的以后发展。实际上,塞尔达规划之所以没能实现,正是因为其中的技术见解在当时过于先进,与之相应的城市环境要远远超出当时城市演变的层次。显然,这个规划比奥斯曼的先进,因此,不仅对于加泰兰资产阶级而且对于任何其他一个欧洲城市来说,它本来就是难以实现的。


巴塞罗那平面图


简单地说,这个规划的主要特征如下:和奥斯曼的规划一样,它的活力是以能够综合城市整体的总体方格网为基础的,规划所容纳的是一个由地区和居住核心组成的自主体系。所以,规划不仅是以较为先进的技术,而且是以某些政治条件为前提的,而这些正是规划的不足之处。例如,规划中的自主居住群体就需要更高的管理水平, GATEPAC(推动当代建筑进步的西班牙建筑师和技师组织)小组在20世纪30年代中部分地复兴了这种群体。

 

结果,巴塞罗那城是根据自身的能力而发展的,塞尔达规划被用来适应这种发展;规划无力改变城市的政治-经济目标,而只不过是需要遵从的某种托辞或形象。然而,规划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并被当作城市历史中的一个时刻,而与巴塞罗那的经济力量没有关系。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由于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所以,它自然地与为它而做的规划有可能一致(有时完全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要么是因为规划的不足,要么是因为城市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

 

同时,正确的观察表明,我们不仅应当研究城市的发展,而且也应当研究它的衰落。某些大城市和小城市在数百年中的衰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这些城市的结构,但却没有损害其初始的质量。


四.  土地所有制

 

6.  分割


在《城市及其土地》( Die Stadt und ihr Boden)ー书中,贝尔努利阐明了一个最重要也许也是根本的城市问题,它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第一个问题不仅牵涉土地私有制的消极特征,而且也与土地被极度细分的有害结果有关;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紧紧相联,它揭示了这种情况及其在超出某种限度之后对城市形式影响的历史原因。

 

贝尔努利看到,不管是乡村的土地,还是城市的土地,其所有制都趋于建立在细分的基础之上;城市中复杂且通常为非理性组织的不动产造成了奇怪的城市地产形状:“……每一次革新都会立刻引起与之相对的有关自古划定的地界纠纷。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所需建设的新街道和新房屋会好于那些狭窄、肮脏和弯曲的街道以及破败的屋,但这只有在解决了有关土地的不可避免的纠纷之后才能实现。解决这些长期的纠纷需要耐心和钞票,而且初始的意图往往会在发展中变形。”

 

多半说来,是法国大革命这个历史事件开始了分割城市土地的过程。1789年的土地自由,使贵族和教会向中产阶级和农民出售了大片的土地。大片的国有土地因此而解体。对土地的垄断变成了土地私有制;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土地成了可以上市交易的东西。

 

“……土地被随意地从社区中划分出去,落入节俭的农民和精明的市民手中,从而很快成为真正实在的土地风险投资的目标…。新的时代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另一场工业运动,从而为土地拥有者无限制地增加其地皮的价值提供了可能。”

 

贝尔努利认为,土地细分这个弊病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特定结果,或至少说明,当时的革命者因不了解自己正在转让的公共资产而威胁了城市和乡村的理性发展,因为这些大片的贵族和教会的土地本应作为公共的财产,本应充公且为社区所有,而不是在私人中瓜分。

 

土地的分解一方面导致了城市的衰退,但另一方面又确实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我们可以再次回到阿尔布瓦什的结论上来:一种普遍情况所出现的确切方式并不是头等重要的;它出自需要,但却不会因出现在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形式、场所和时刻之中而改变意义。

 

总之,这些现象与产生一个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都要服从的普遍规律有关,而这样的规律具有积极的意义。大片土地的划分、土地征用和新的土地注册制度的形成,这些就是西方城市演变中所必须经历的经济阶段。各个城市之间不同之处在于,发生这种过程的政治环境不一样,只有在此政治选择才是有待发现的重大差别。

 

事实上,像贝尔努利和黑格曼这些社会主义者在这点上所持有的相当浪漫的态度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学者在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观点与莫里斯(William  Moris)的浪漫主义和现代建筑运动的所有起因产生了共鸣。

 

对浪漫社会主义的提及引出了我对贝尔努利论点的第二个方面的批判,因为这个方面与这样一种见解有关,即现代城市化的问题是由城市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历史关系来决定的。我认为,大城市问题先于工业革命时期并且与城市本身有关。

 

乍看起来,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许多城市史学家能够使浪漫社会主义者的论点与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的分析一致起来。简言之,恩格斯的论点就是:“大城市使得社会机能的疾病更为尖锐(而这在乡村则是慢性的),这样便揭示了[问题的]真正实质和解决它的办法。”恩格斯并没有说,工业革命以前的大城市是天堂;相反,在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时,他强调指出,大工业的兴起只是使原有的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更加明显和恶化。

 

因此,由大工业兴起而产生的结果并不是大城市所特有的;相反,它们与资产阶级社会相关。恩格斯因此认为,这类矛盾根本无法用空间的手段来解决,奥斯曼的方案,英国城市中清除贫民窟的努力和浪漫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方案,都证实了他的这个论断。这意味着,恩格斯也否定了工业化现象必然与城市化密切相关这一观点;实际上,他断言,用空间计划来影响工业过程的观点纯属空想,而且在实际上是一种反动的观点。我认为,在此分析上再加上任何东西都将是错误的。


五.  住房问题

 

7.  技术问题

 

恩格斯对住房问题的研究为其关于社会经济和城市之间关系的见解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他看来,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关注住房问题的做法是错误的;住房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特定的地点中,人们也许可以解决,也许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它并不是工人阶级所特有的问题。恩格斯从这方面肯定了我们前述的论点,即大城市的问题先于工业时代。他写道,“……住房短缺并不是目前所特有的;与过去所有的被压迫阶级相比,它甚至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痛苦之一。与之相反,所有时期中的一切被压迫阶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住房短缺的折磨…”

 

当古罗马城发展为具有许多内在问题的大城市时,其中的住房问题同今天城市中的一样严重。整个中世纪时期也一直存在着这类问题;浪漫主义者所描绘的中世纪的城市景象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在这个意义上,巴黎的历史与法国无产阶级在大都市生活方式上的全部问题可以作为例证。这种生活方式是大革命的特征性和决定性的元素之一,它一直持续到奥斯曼规划的出现。不管人们会怎么评价,奥斯曼的拆除规划在这方面是进步的;那些对他拆除19世纪城市感到恼怒的人们总是忘记了以下这些事实:它确认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尽管有些蟲惑人心和头脑简单;老城内那些哥特地区中的生活条件在客观上是无法忍受的,因而改变它们是理所应当的。


六.  城市规模

 

8.  几种误解

 

在前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指出了城市研究中的几种误解:以一般和习惯的方法来过分强调工业发展的重要性,轻视城市建筑体的真正动力,脱离城市具体情况来抽象看问题;某些道德态度所引起的困惑阻碍了城市研究中科学思维习惯的形成。它们却对许多意义不明确的观点负有责任,因此,我们值得花较多的笔墨来研究它们的某些方面。

 

人们可以看到,为解释现代城市根源而武断编造出来的一些论点成了各种有关技术和地区研究的前提。它们与今天的城市这个词的问题属性有关;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随着工业化的兴起而从城市的物质和政治的同一性中产生的。工业化这个所有邪恶和美好的根源,成为城市转变中的真正主角。

 

根据这些论点,由工业所引起的变化经历了三个特征性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发生转变的初始阶段,它是以破坏中世纪城市的基本结构为特征的,而这种结构的基础是同一建筑物中的工作场所和居住地点的完全一致性。因此,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家庭经济便结束了。这种对中世纪城市基本生活形式的破坏引起了连锁反应,其最终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会充分体现在未来的城市之中。工人住房,大量性住房和出租住房同时出现了;住房问题只是在这时才成为一个城市和社会问题。所以,从空间上看,这个阶段的特征标记就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城市中的住所和工作地点开始有所分离。

 

第二个阶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以工业化的逐步扩展为特征的。它增大了住所与工作地点之间的距离,从而破坏了它们与四邻的原有关系。最初的这类集体劳动的方式伴随着人们对住房的选择一起出现,因为住房并不总是紧靠着工作的地点。生产商品的工作场所与不生产商品的工作场所的分离与这个演变是平行的。生产和管理被区别开来,劳动分工开始有了最为严格的意义。工作场所的分工产生了“商业区”(按其英文意义),从而造成了需要相互联系的办公机构之间所特有的彼此依赖的关系。例如,一个工厂的中心管理部门所需要靠近的是银行,行政管理和保险等部门,而不是生产产品的地点。在有足够空间的情况下,这种集中首先出现在城市的中心。

 

城市转变的第三个阶段是随着私人交通工具的发展和通往工作地点的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效率的充分发挥而开始的。技术效率的不断增长和公共管理机构在交通设施中的经济投入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住所的选择越来越独立于工作地点。当城市中心的服务设施进一步发展并且发挥重要作用时,人们在邻近城市的乡村中寻求住房的倾向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在住房的选择中,工作及其地点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次要。人们可以在任意一个他们想住的地方居住,从而出现了通勤者。住所与工作的关系变得与时间密切相关,成为时间的函数。

 

这种解释是一系列正确和错误论点的混合体,其最明显的局限性在于它对建筑体的描述之中,这使它对城市的动力做出某种“自然主义”的解释,从而把人的作用、城市建筑体的形成和城市所做的政治选择都认为是被动的。它还导致了下述认识的出现:视某些合理且有技术意义的城市提案(例如,旨在解决交通拥挤和工作与住所关系问题的提案)为目标、原则和规律,而不是手段和工具。


9.  规模问题


这种解释中的主要论点基本上与住房问题和规模相关。限于本研究的范围,我已对住房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且特别提到了恩格斯的观点。规模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在此,我准备只讨论这个问题的几个重要方面,因为它们与到目前为止所出现的论点有直接的关系。

 

为了正确对待规模问题,我们应当从领域或区域研究和干预这个论题入手。在本书的第一章和在对场所以及城市建筑体质量的讨论中,我已对此做了论述。在此,我只想从有些入所认为的“新型城市规模”这个意义上来谈论规模。

 

在城市规划师和所有研究城市的社会学家的眼中,城市在近些年中的超常发展、人口城市化、集中、城市面积扩大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范围扩大的现象是大城市共有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到处可见;这种现象有时是超常的。

 

这些规模扩展的本身构成了现象,我们应当如此来研究它们;有关大城市的各种假设使人们发现了令人感兴趣的材料,这种材料对进一步研究城市无疑是有帮助的。从这方面看,城市区域这个假设也许会真正称为有效的假说。随着其价值的不断增长,它更多地被用来说明以往假说不能完全解释的情况。

 

然而,我们所要争论的是,这种“新的规模”可以改变城市建筑体的实质。可以想像,规模上的变化会以某种方式改变一个城市建筑体,但却改变不了它的质量。

 

美国地理学家拉特克利夫的见解与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也驳斥和否定了那种视大城市问题为规模问题的普遍论点。把大城市问题简化为规模问题的做法完全忽视了某种城市科学的存在,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忽视了城市的实际结构和它的演变状况。

 

某些更为形象的提法,似乎也可以解释建筑师对“新的规模”所做的不恰当注解。值得回忆的是,萨莫纳(Giuseppe Samona)在争论开始就提醒过建筑师,要避免在方案中出现那种极易由增大的城市规模这概念所引出的巨型结构的错误。他断言:“就我看来,任何想要发展巨型空间参数的做法都是绝对行不通的。从一种普遍的观点来看,我们和所有时候都一样,处在这样一种与古代类似的环境之中:人类与其生活空间之间有着良好而平衡的比例关系,只是在今天的环境中,所有的空间尺度都要大于50年前那些更为固定的空间尺度。”


七.  政治是一种选择

 

至此,我们已在本章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们与城市动力的经济问题有着根本的联系,至少它们是由这些经济问题派生出来的。阿尔布瓦什的论点,他的研究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城市和城市建筑体性质的认识;贝尔努利发展了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建筑之间关系的论点,很快建立了一种科学的城市概念:在现代运动的相同背景下,像柯布西耶和希尔伯塞默这样的建筑师兼理论家也是这么做的,不过他们是以设计作为出发点的。

 

恩格斯的立场无疑是比较容易持久的,他是从外部即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来谈论住房问题的。从这种有利于观察的观点出发,他认为住房问题并不存在。这个结论显得自相矛盾,但它也是他论点中最为明确的方面。芒福德在指责恩格斯有关如果合理分配住房,现有住房就已足够的论点,并指责恩格斯把此论断建立在富人占有好房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基础之上时,芒福德严重歪曲了恩格斯的思想,虽然这在实质上重新肯定了其论点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并不奇怪,恩格斯的论点不是基于城市研究之上的;它不可能在这方面进行发展,因为它完全来自政治方面。

 

我们还没有在城市建设的思想中说明政治这个构成了城市的最初事实,这样做也许是不应该的。

 

当然,在我们已提出的所有论点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肯定了政治的作用,而且还认为,政治是头等重要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政治构成了选择问题。人们总是而且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来最终选择城市的形象,而不是城市本身。那种认为这种选择无关紧要的观点平庸地简化了这个问题。选择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雅典、罗马和巴黎就是其政治形式的体现和集合意愿的标记。

 

如果我们像考古学家那样,视城市为一种人造物体,那么城市所积累的一切就都是它发展的标记;当然,对于城市的发展和政治选择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我们不能轻看这个事实。尽管直到现在,政治似乎还与这种城市论述没有关系或相距遥远,但它却有着自身的面貌并且在关键时刻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城市建筑就是这样,它正如我们已重复了多次的那样,是一种人类的创造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功能和机遇来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广场。虽然这些广场是形成城市的手段,但这种以手段开始的元素易于成为目的;最终,它们就是城市。所以,城市有着自身的目的,除了体现城市本身的建筑体之外,其他就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了。这种存在方式表明了直以某种特定方式而存在的某种意愿。

 

这种“方式”创造了古代城市的美丽,这永远是我们进行城市规划的一种范式。某些功能,时间,场所和文化在改变城市建筑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城市;但是,只有当这些改变具有像事件和见证那样的作用时、它们才有价值,才能使城市本身明确地表现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出现新事件的那些时期使得这个问题特别明显,而且只有诸因素的适当一致才能产生出一个真正的城市建筑体,而城市本身则在其中体现了自身的思想,并且将它表现在石头上。但是,这种体现应当始终以其出现的具体方式来加以评价。在城市建筑中,传统和机遇之间的关系就像普遍规律和实际元素之间的关系那样绝对而明确。

 

每一座城市都有富于个性的人物,都有人一般的灵魂,它是由古老的传统、强烈的情感以及难以解答的抱负构成的。当然,城市还不能脱离城市变化的普遍规律。特殊情况的背后是普遍的条件,任何城市发展都不是自发的结果。相反,我们正是应当通过分布于城市不同部分之中的许多团体的自然倾向来说明城市结构的变化。

 

一个人不仅是一国和一城的居民,而且也是一个范围相当明确的场所之中的居民。当城市的转变也标志了其中居民生活的变化时,我们不可能简单地预测或轻易地获得人们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如果试图这么去做,我们就会像幼稚功能主义对待形式一样,把物质环境的作用看成是决定性的。我们应当在城市建筑体的完整结构中来理解它们,因为孤立地来分析反应和关系只会遇到困难。也许,这种困难会使我们在城市发展中寻找某种非理性的元素。和任何艺术品一样,城市是非理性的,其神秘性也许首先可以在那充满奥秘且永不止息的集合意愿之中发现。

 

因此,城市的复杂结构出现在一个涉及范围仍较零散的论述之中。城市的法则也许就像控制个人生活和命运的那些规律一样。每一部传记都有自身的乐趣,尽管它被限定在出生与死亡之间。当然,作为人类卓越成就的城市建筑就是这部传记的具体体现,它超越了我们所认识的城市的意义和情感。


意文第二版序言


威尼斯幻景

意文第二版序言是在1969年撰写的。


在写成本书之后,我以书中假设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类比城市的假设,从而努力在其中研究与建筑设计有关的理论问题。我特别阐述了构成的过程,它以城市中某些重要建筑体为基础,而其他建筑体则围绕它们在类比系统的构架中形成。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列举了卡纳莱托( Canaletto)所描绘的威尼斯幻景;在这幅题为“幻想”的作品中,帕拉第奥所设计的里阿尔托桥方案、维琴察巴西利卡、奇埃里卡蒂府邸被并置在一起,就像画家把他所亲眼看到的城市景色描绘出来一样。帕拉第奥的这三个作品虽然都不在威尼斯(其中一个还只是方案,另外两个在维琴察),但它们却构成了类比的威尼斯,这是由同建筑和城市历史相互联系的特定元素组成的。在画中,建筑的地点变换构成了一个我们能清楚认识到的城市,尽管它是一个纯粹展现建筑作品关系的场所。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表明,逻辑和形式的作用可以转化为设计方法,然后成为建筑设计理论的前提,其中的元素是预先就有且形式明确的,但在作用结東时所涌现出来的意义却使建筑作品具有真实、初始和不可预见的意义和性质。

 

人们最近对本书所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即功能主义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与我的论点相关的有趣资料。我在书中批判了幼稚的功能主义,因为它过分简化了实际情况,贬抑了想像与自由,在它成为构图工具(这种情况在学校中是普遍的)或作为分区制标准时,尤其是这样。这些年来,我还在进行这方面的批判,例如在为布雷文章所写的引言中,我力图用理性主义来取代功能主义。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应当成为建筑构成的新理论和分析城市的原则。当然,否定幼稚功能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功能概念在一定范围中的合理意义。换句话说,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那样,人们应当在代数学的意义上来运用功能概念,这就是说,数值是通过多个因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的,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远比因果线性关系复杂,因为这种线性关系与实际情况不符。


葡文版引言


意大利卢卡城


葡文版引文是在1971年撰写的。


在这篇引言中,我并不想修改或更正书中的某些部分,而是要向学者们介绍一下我的某些研究论题,尤其是书中所代表的倾向的发展情况。自本书问世6年以来,这种倾向已经产生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认为,读者包括那些责难本书的人已经领会到,本书的意义就是为城市建筑学而设计。所以,人们并没有像通常对待批判性研究那样,去中性地接受本书的主张。但我想强调一下,本书正是以建筑论文为大体模式的;我并不想进行一场批判的战斗,也不想贬低像功能主义这类昔日的偶像,而只想首先对设计过程和形式研究的性质提出一些看法。

 

我有意很少提及建筑师,但却常常说到其他学科的学者,首先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也故意不去严格区分古代和现代建筑师。这似乎有点奇怪,一个关注规定建筑研究“主体”范围的人,居然引用了建筑之外学科的论点。但实际上,我从来也不像有些人推测的那样,认为建筑学是绝对自主的,也没有说建筑是这样。我所主要关注的是确立建筑的一些特征见解。要在理论构架而不是设计构架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愿望,已经引出一些疑问,我怀疑我的建筑作品能否产生这些疑问。

 

这种近乎自传性的认识出自一个基本的原因。没有这个原因,人们就难以全面理解我的研究。这个原因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特定的历史情况来看,这种原因首先使建筑陷入了严重的僵局。我很少看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例子,即使是那些对自己活动认识很明确的人士也是


德文版评注


德文版评注是在1971年撰写的。


本书是一个建筑作品。它和任何作品一样,更多地取决于与事实的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所描写的材料。这个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索形式的独特性与功能的多重性之间的关系的意义。我今天仍然相信,这种关系构成了建筑的意义。本书所分析的一些元素,已经成为设计理论的基础:城市地形学,类型学研究和作为建筑素材的建筑历史。在这些元素中,时间和空间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地形学,类型学和史学成为实体发生转变的度量物,它们共同限定了一种建筑体系,使无故的创新不可能在其中发生。它们因而从理论上直接与当代建筑的混乱状态相对立。




本书的作者阿尔多·罗西


至此,本书已全部领读完毕,感谢大家!






                              




本期书籍          城市建筑学、类型学建筑

领     读                                     侯勇军

编辑发布                                    吕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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