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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文:【研究】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文首300字: 周素红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东省公共安全与灾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彭伊侬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柳 林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公共安全地理信息分析中心、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林荣平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张春霞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原文刊载:周素红,彭伊侬,柳林,林荣平,张春霞.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2019-11-08 09: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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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城市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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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周素红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东省公共安全与灾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彭伊侬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

柳 林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公共安全地理信息分析中心、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

林荣平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张春霞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原文刊载:周素红,彭伊侬,柳林,林荣平,张春霞.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地理研究,2019,38(07):1625-1639.

版权说明:本文为简写版,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老龄化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仅从居住地视角探讨建成环境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差。为更精确揭示老年人日常活动所处场所建成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利用问卷调查等数据,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动的时空模式及活动地建成环境特征,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对比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要素对广州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居住地与日常活动空间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模型伪R2最大,而维护性活动地与休闲性活动地能反映出仅考虑居住地视角下忽略的部分建成环境变量。


  由于老年人在不同活动地的停驻时长、频率和目的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主要通过影响不同活动地相应的活动机会和出行环境产生作用。结论从老年人群日常活动的角度补充了时空间行为研究,有助于为老年主动健康服务供给与老龄宜居城市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 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 建成环境; 日常活动;


引言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与城镇化进程高度同步[1-2],在此背景下,众多研究致力于探讨公共服务设施、社会网络等城市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3,4],提出防控负面环境因素的早期健康干预措施[5]。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就建成环境设计能引导居民生活状态,从而影响个体发病率这一结论达成了基本共识,并从不同层面对建成环境作用于个体健康的机制进行分析[6-8],或探讨中西方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影响机制的异同[9]。现有研究对建成环境的地理尺度界定主要为社区、邻里等基于居住地的界定方式[10,11],然而居民日常活动并不局限于居住地周边,在居住地以外场所活动时也受到所在地建成环境的影响。因此,基于居住地单一地理背景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可能偏离个体所处场所的真实建成环境,无法完全反映个体环境暴露的实质状况,进而从病因学层面误解环境对健康的作用机制[12]。


  “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UGCoP) 这一概念由Kwan Meipo 提出,认为个体的日常活动伴随着时间与空间位置的变化,在探讨个体出行、活动模式等行为及健康状况时,由于城市时间与空间的不确定性,即使其他要素相同,针对不同地理背景单元的分析结果也可能不同。因此在研究城市环境变量作用于个体行为、健康等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地理背景单元划分所产生的影响[13,14]。


图片来源:pexels


  “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的核心在于识别和描绘能够代表个体日常活动真实环境的地理单元,基于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已展开了各类实证性研究,包括城市宜居性评估[16]、建成环境影响身体健康机制分析[17]、活动中心识别[18]等等。目前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地理背景对通勤效率[19]、活动模式[20]等的影响。


  但总体而言,上述研究的研究主体仍以年轻的工作人群为主,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研究相对缺乏。而老年人群体日常活动特征明显区别于年轻人群体[21],基于居住地、就业地的地理背景划分方法并不适用于老年人群体。除此之外,城市建成环境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重点讨论:老年人日常活动有何时空特征?如何针对老年人群进行日常活动的地理背景划分?建成环境在多个日常活动地中是否均会影响主观幸福感?在不同地理背景中,建成环境分别如何作用于个体健康?



“环境-活动-健康”概念模型

  主观幸福感是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往往被理解为个体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中受到个体所拥有环境资源影响的主观感受[22]。本文主要针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展开分析,构建“环境-活动-健康”的分析概念框架(图1)。根据活动目的,居民的日常活动一般分为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维护性活动,与工作相关的生存性活动以及休闲性活动三类[23,24]。对老年人而言,其日常活动模式主要有买菜、接送小孩等维护性活动与外出就餐、散步等休闲性活动二类。


图1 “环境-活动-健康”分析假设框架


  已有研究在划分地理背景时,一般有居住地、家外活动地的两类划分方式[20],及居住地、工作地与活动路径空间的三类划分方式[19]。考虑到不同活动类型受到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作用不同[26],有必要进一步细分个体所处的实时地理单元类别。


  因此本文在延续已有的居住地与家外活动地划分方式的基础上,结合老年人的主要活动类别,将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地理背景划分为四大类(图2)。社会交往[29]、健身[30]、就医[31]、出行[32]等日常活动机会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状况造成重要影响。在不同活动地中,以老年人日常活动机会差异为媒介,导致了建成环境健康效应的空间异质性。


图2 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动的不同地理背景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划定研究区域为广州中心城区, 选取46个特征突出的典型社区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图3),涵盖了不同老龄化程度与社会经济水平的社区。研究数据主要包括问卷数据、广州市路网数据、地理兴趣点(POI)数据以及遥感影像数据等。研究采用采用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国际通用量表(WHO-5) 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衡量[36],并基于老年人活动特征进行选取药店、公园广场等建成环境指标。



基于日常活动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特征

与建成环境特征

  在活动时间分配方面,老年人的家外活动的时间长度在全天中占比约30%;在活动空间特征方面,老年人日常活动置信椭圆平均面积约为17.39 km2,大于广州市中心城区1.05 km2的平均社区面积,其活动空间范围并不局限于居住地及居住地周边。以一天24h 作为横轴,以老年人家外活动的离家距离作为纵轴,汇总统计被调查老年人群体的日常时空活动分布特征,其中颜色越红代表在该时段位于该距离的老年人占总人数比重越高(图5)。


  相比于工作人群日常活动的“单峰”特征,老年人群日常活动的“双峰”形态更为明显。上述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群体虽然已没有刚性的工作活动,但其活动场所并不局限于居住地周边,同时其活动空间、活动时空模式也与工作人群有一定差异。


图5 广州市老年人日常活动密度时空分布


  在日常活动时空路径层面,图6a反映了主观幸福感评分13分以下老年人的时空路径,图6b反映了主观幸福感评分在13分及以上老年人的时空路径。结果显示老年人活动轨迹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其中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越秀区及海珠区西部的老年人群体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而集聚在天河区南部、萝岗中部片区活动的老年人群体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


  此外,在有长距离活动的老年人群体中,主观幸福感状况好的老年人从中心城区向番禺、萝岗等外围城区的日常活动更多,且活动停留时间均较长。总体而言,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区位特征、时空特征等和个体主观幸福感状况存在一定的关联


图6 老年人日常活动时空路径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5

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为探索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构建居住地、维护性活动地、休闲性活动地以及日常活动空间4个有序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展开对比分析,重点探讨城市建成环境变量与活动特征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表5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状况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结果


5.1 活动时空特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外活动时间的分析结果显示,维护性活动地与休闲性活动地模型中的家外活动时间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而在日常活动空间的模型中,家外活动时间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前2个模型仅聚焦于具体活动,家外活动时间越长,主观幸福感状况越好;而日常活动空间的模型则包涵了对居民出行及活动的综合考量,其中长时间的交通出行可能会对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与移动性越差的老年人心理越不健康这一研究结论相一致[47]。


  在家外活动空间方面,日常活动空间模型下的活动面积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正向作用,这是由于户外活动量越大,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好 [32]。在休闲性活动地周边,活动空间面积则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对有家外休闲活动的老年人而言,小范围的活动空间意味着高可达性的休闲设施,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健身社交活动频率。



5.2 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各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均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

  对比4个回归模型,居住地模型与日常活动空间模型的伪R2值较大,约为0.3。这既表明了在老年人脱离工作等刚性家外活动后,居住地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作用;同时日常活动空间模型则能够较好地反映老年人整日活动综合情况。与此同时,针对公交站点密度等建成环境指标,其在居住地模型下并不显著,但这种作用在维护性、休闲性等其他3个活动地下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若仅从居住地视角进行研究,可能会忽略部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变量。加入活动地的研究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不同建成环境变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存在差异。

  对比4个模型,部分建成环境变量在多个模型中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似,而另一部分建成环境变量在不同活动地对健康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从老年人出行活动机会角度,道路密度在不同活动地中均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这与密集城市交通环境可能增加个体空气污染暴露,进而增加心理疾病风险的研究结果相似[50-51]。道路交叉口密度仅在居住地周边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居住区周边步行活动频率更高。


  在社会交往活动机会方面,因为老年人的日常社会关系网络更多聚焦于亲友、邻居等群体[29],人口密度仅在在居住地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在健身活动机会方面,绿地率在居住地与日常活动空间中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截然不同。居住地周边绿色空间覆盖率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越好,这是由于居住地周边的街头公园等绿色空间能为老年人日常健身活动提供便利[52]。但在日常活动空间中,过高的绿地率意味着城市零售商业等公服设施密度的下降,不利于老年人买菜、接送小孩及休闲娱乐等日常活动的进行,因此绿地率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



讨论

  根据在不同活动地的作用机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变量可归纳为以下3类:①随着活动停驻时长和频率的变化,部分建成环境变量仅在某些活动地中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②由于居民活动目的的改变,部分建成环境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随着地理背景的变化而改变。③部分建成环境变量与老年人具体活动内容关系不密切,在各活动地中均对主观幸福感有相似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的共同影响,也揭示了建成环境健康效应存在活动地差异,并对各建成环境变量与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活动地的关系进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建成环境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研究。


  自中国开展行为学派相关研究以来,城市空间与个体行为互动关系的中国研究范式不断成熟完善[55],本文将“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这一概念引入老年地理学领域,构建了基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地理背景划分方式与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验证。


  研究结论也对老年友好城市的建设与老年主动健康服务的供给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支撑。基于老年人群以居住地地理背景为主的现状,规划城市生活圈[56],既强调面向日常生活的社区基础生活圈构建,也关注日常活动空间下的扩展生活圈的规划。由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不同地理背景下受建成环境的影响存在差异,有必要转变过去以公共服务设施为中心的均等化服务模式,转而鼓励以老年人为核心的主动健康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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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孙道胜, 柴彦威, 张艳. 社区生活圈的界定与测度: 以北京清河地区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9): 1-9. [SunDaosheng, Chai Yanwei, Zhang Ya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A case study of Qinghearea in Beijing.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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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邓儒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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