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日报76：高密度，极限都市的隐匿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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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这是一篇2016年发布的文章，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请注意内容的时效性。

当人越来越多，我们如何在城市更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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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都市的隐匿逻辑——香港的高密度生活的可能性

张为平，“都市可能概念工场”主持建筑师
我是一名建筑师，曾在荷兰、香港工作，现在在北京从事建筑实践和城市研究，工作室叫做“都市可能概念工场”。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将一种比较混合型的实践和研究结合在一起，除了建筑设计之外同时也尝试用影像的方式描述城市和表达城市。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叫做《极限都市的隐匿逻辑》，研究样板是香港。

当时选择这个课题做研究，首先是因为到了香港之后，高密度给我一种非常直接的震撼，当时我从荷兰回来，欧洲的密度比较低，虽然他们认为很高，但和香港一比，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虽然中国很多城市也是千万人以上级别，但是密度没法和香港比，因为它的很多地块容积率做到20甚至以上，是一种非常直白的土地价值最大化的表述。

第二是因为大家对于超高密度这个事情往往有很多非常负面消极的看法。

比如交通拥堵，资源短缺，房价高企，住在里面不舒服。我当时写了这本书叫《隐性逻辑》，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在鼓吹高密度。

但当我们观察整个世界，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个城市在收缩，世界上很多中心城市正不可避免走向高密度化。

对中心城市来说，我们与其一味抱怨它的消极面，不如去发现有没有可能在高密度城市里住的更有意思一些。

基于我对香港两年观察，我发现香港人还是有非常多的办法，让他们在超高密度中生活不那么难受，并有一定的丰富度。

我对香港让城市生活更有意思的这些办法做了一些总结。这些方面与香港城市特点有关。

比如纽约是西方现代主义加美国实用主义的表述，而香港则有亚洲东方城市的特点，它是亚洲性的特质与类似曼哈顿高密度的特质的结合，所以很有意思。

第一方面是消费社会中的自我彰显。
香港消费文化非常浓，有很多手段让自己在高密度状态下凸显自己，这对他们生存来说非常重要。

造成的直白影响是香港形成了一个标识的森林：无论是从最大尺度到最小尺度的建筑立面，还是楼梯通道等建筑构建，全是把你导向某个区域的元素。

比如这个景象是旺角和铜锣湾容易看到的，满街都是漂浮在空中的标识丛林，就为了把你引向某些特别的区域。

香港它的商业原则和世界各个地方不太一样，它可能在15层到20层有一个餐厅或书吧，在内地你把商业做在三层以上，基本就没有人愿意上去，而香港有很多办法让你上去。

这个例子是铜锣湾东角中心，这个楼底是开放的商业，因为是单流线，人群很容易就穿越楼底后直接出去了，但商家选了两个女郎站在门口，等到你到了门口她们就做着优雅的手势让你往这边走，于是人们根据这个引导在一层重新转一圈。

它用一种很聪明的办法，去完成它的商业动线的设置。

这个案例是香港常见的书店、美发店等二层商店，首层没有任何标识，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些很狭窄的通道上面的楼梯甚至墙面全部做成标识。

所以到入口附近你就容易顺着这些的指引一路找到书店。

第二点我想描述的是高密度里面城市的空间状态——杂交与共生。
和东京相比，香港的高密度杂交和共生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在铜锣湾海滨大道边，有一个古旧的楼，镶嵌在都市摩天楼之间，城市变迁，肌理已经发生变化，但由于某些原因，它就像一个钉子非常顽强的镶嵌在巨大的摩天楼中间，像这种异质化的共存在香港非常常见。

比如一个教会学校上面是住宅楼，这种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城市元素之间的共存，内地很难看到。

兰桂坊酒吧也是一种共生模式。在一个非常高密度的街区里面，很多酒吧处在二三层，甚至是一些拐角、斜坡、后街等不利地带，我们看见它们用各种方式，化不利为有利。

比如这个酒吧在主街面上只有一个狭窄的通道，但通过后有穿过洞穴见到桃花源的感觉。

第三点——垂直都市主义。
这个和高密度本质非常一致，因为在有限的用地情况下，必须最大化土地价值，有更高容积率。

这个感受特别明显，整个香港都是这样。

这个案例是建在半山上面的港大，最震撼是我从一栋宿舍楼坐电梯上十多层，上来之后发现是另一栋高层楼的首层，必须再上30层才到目的地。

所以它的叠加不是几个小房子之间的叠加，是摩天楼之间的叠加，这个尺度的变化可能引起本质的变化。

上环和中环交界地方的一些楼，在特别窄的用地里面做了非常直接的利用。如图这栋三四十层的楼最多一梯两户，非常薄，但是很高。对于土地极端化利用已经到了极致的状态。

香港还有很多楼，用各种各样方式悬挑出去，也是对空间资源最大化的利用。

这个图的表达方式我们在先锋派的构成主义里面看到过，但在香港已是一个城市的现实。

香港很多五六十层尺度的住宅，基本的单元用四梯32户的户型，然后像一个母体向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不停复制。

拼接从一户到两户，再到四户和八户，最后呈现出来的都市状态是一排排如同巨大的混凝土筑的都市构建，形成整个丛林，这个东西很像WAI建筑师提到的柯布西耶对巴黎英雄主义式的规划，在巴黎没实现的在这里实现了。

它其实具有某种纪念性的先锋派特质，虽然香港这样做是非主动无意识的。

它的平面发展有某种生物生长的特性，已经把日照、朝向、视线等做到能利用的极致，这是香港的智慧。

第四点讲的是关于公共空间。
在香港这样的消费社会，它的公共空间很多时候暧昧不明，有很多变通化的利用方式。

例如铜锣湾广场，它的广场甚至它的大堂和内庭经常做一些大型艺术家的展示，而非只是跟着金钱利益走，给公众的印象它是半公共空间，是一个重视艺术价值的商业综合体。

这个是香港中环中心区域周末菲律宾的群众在周末街头集会的景象，政府对街道利用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周末的时候把车行道封闭，给菲律宾作为休闲聚会的活动。

所以有时候公共空间不够用，是不是可以用分时转换的方式实现空间的不同价值，它处理得好，车行道和人行的利用可以兼容，这也体现了城市的开放度和对不同族群异质文化的尊重。

第五点讲的是非正式。
香港整个城市大面给人印象还是特别高大上。真正走进去发现它有很多城市剩余空间或者未被关注空间的智慧化。

例如天桥底下、两栋摩天楼之间的小贩，用狭窄的通道间的书摊，我不知道他们法律上怎么规定，这些摊当、街市安然存在，并没有人清理他们。

一个景象是中环的白领下班之后通常会在摩天楼之间逛一逛，买他们在摩天楼里面买不到的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兼容的。

第六点讲的是效率最大化。
在高密度城市里面，如果你想过得比较舒适，城市效率和管理能力非常重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地铁。如果大家去坐北京地铁，明显感觉到“首堵”名副其实。

差别在哪里？香港铜锣湾也坐地铁，早晚高峰也有几百万出行量，但是并没有像国贸站从地铁口堵到上车的位置的情况，有人说北京人多两千万，这不是实质问题。

如炮台山站、天后站这些不是核心的站点，里面都有四到八个扶梯，而国贸则只有一个扶梯。

所以应该考虑如何提高空间效率来解决人流集散问题。而不是说纯粹的人多我们就一定会堵在那里。

香港地铁整个系统是计算过人流量、出行的频率及车子到达频率，是比较科学的，我从来没有发现特别拥堵的状态。

还有核心区域的天桥步行系统，例如中环就是整个二层通过一个完整的步行道连接起来的，类似于细胞不断拓展的系统，通过二层天桥连廊可以没有任何阻隔的从一栋楼走到另外一栋。

半山扶梯更典型，这个通道有封闭或者不封闭等各种形式和大厦结合，让你用最快速便捷的方式出行。这个也保证了人流和车流可以分得比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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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弗里德曼：走向美好城市的六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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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比较发达的国家中，规划界的主要叙事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即怎样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和绿色。

目前这一话语已经超越规划界，开始在其他领域流行。

比如，几年前，我家乡的《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这不只是绿色的问题”，作者是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的建筑可持续价值研究中心主任蒂玛·班塞尔（TimaBansal）教授。

她在该文中指出：人们通常以为可持续就是绿色和美好。但它不只是这些，它还意味着有利可图。

她的观点可能对商界人士大有裨益，但对规划师们并非如此。

可持续性的概念其实并非只是保护生态平衡、维持社会正义和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可持续已经成为一句政治口号，但它并没告诉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宜居的世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应直击具体问题，思考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实现我们对未来期望的结果。

为此，我认为我们对城市和区域的未来重塑并非简单遵循一种线性规划，而将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这种行动将导致我们与现实之间发生历史性的突破。

我们生活在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如果我们在意自己的家园，那我们同样应关心那些远离我们的人们。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应该成为我们担当的责任。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每个人都应有担当。我们共担责任，实际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以下我将提出六个实现美好城市的战略。这些战略是关于个人、群体和组织网络致力于改善社会的努力。

简言之，它们是一种市民社会战略，因为我深信，唯有倡导市民社会，才能带来历史性的突破，实现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

这些战略的时间框架将是本世纪余下的时光，也许有人反驳说这些战略都太乌托邦了，但我认为只有列斐伏尔描述的那种“可能的不可能”才是真的乌托邦。

首先我将它们罗列出来，然后一一解释，并说明理由。

● 学会生活在一个物质资源有限的世界（有限度的世界）之中。

● 致力于发展生态可持续和韧性的城市。

● 优先发展地方经济，并着眼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 建立一种核算体系，将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视作同等重要，而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更有利于宜居城市的发展。

● 通过培育城市精神、多元文化、打造差异社区和保护市民组织来创建富有活力的城市。

● 重建公民道德，并将其作为地方自治的品牌亮点，通过协商行动致力于营造富有活力的宜居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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