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让城市规划更“有序”

快速城市可以学习传统美学的一些优点。无论从美学还是精品城市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三十年留给子孙后代的精品太少了，这是很大的遗憾。我经常反思，城市规划的控制缺失了很重要的——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其实可以借鉴传统做法，通过控制少量的元素来形成秩序。比如每个人穿不一样的衣服，但都戴一条红领巾就统一、有序了。城市快速发展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弱了、慢了。 

快与慢、好与坏是一种相对关系，和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有关。其实过去的城市发展也不慢，只是现在的“快”导致的最大问题是“粗”了，跟那个时候有点不同。一百年前的美国同样很快，可能那时也很“粗”;不过经历若干年不断地收拾，慢慢“细”起来了。所以快和慢这种相对关系，我们不必过多顾虑。速度可能是这个时代特殊的产物，我们身临其中、深受其害，因此才有这么多感触。一两百年前的人已不在，也没说出来，但现在我们认识到了，如此而已。

第一，如何看待传统上的慢。我们以现代人的视角回顾过去，必然觉得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活节奏很慢，但其实他们也在发展，西方人可能就不像中国人这么急性子。比如圣马可广场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建造，遵从“下一个原则”——下一个设计师必须遵守并保持上一个建筑师风格的协调；再比如高迪的教堂等等，都在这样缓慢的生长过程中取得了秩序。第二，以哈尔滨为例。这个城市从修中国铁路开始，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成为了远东第一大城市，发展速度甚至媲美今天的深圳。现在所有的城市骨架、道路、建筑都是在那三十年里迅速建设起来的。建筑虽然风格各异，但在主体上绝对有秩序。哈尔滨在这三十年里能快速发展，一是有雄厚的资金，二是有大量的技术，即便是参与建设的那些劳工，也有自己的生活区域，有自己的文化氛围，很有秩序。所以所谓一快就会出问题也不绝对，哈尔滨在那个发展时期取得的成就比今天还好，今天反而越着急越出乱子。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个社会不停的进步时，我相信科学，因为科学一直在进步，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城市的好与坏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可以妄加评论的。不是快就一定出事，慢就一定出细活，二者没有直接的关系。早期参与福田中心区规划时，都是非常精致的手绘图，立面、天际线、透视图……恨不得真把一个城市设计出来，但是想的东西太少、太简单、太空间。画图速度也很快，但市长带着规划成果去招商时，遇到了问题。因为外国商人不看蓝图，要看发展计划。我们解释哪儿是酒店，哪儿是办公楼，却根本回答不了发展计划的问题。所以如何在有序之中准确地寻求对城市发展的响应办法，可能才是需要更多讨论的问题。在贫穷国家变成富裕国家的过程中，怎么用空间的方式、用更综合的方法来响应这种快速的过程，是需要思索的课题。

历史城市由于规模小、发展慢，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城市在用地适宜性和风水格局上，外在和内在都非常讲究，耐看、耐用。现在因为建设太快，所以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可能未来宏大叙事式的城市设计还会有，但不会那么多，所以一定要有动态的改变，要把对空间的认识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

城市设计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是芝加哥世博会，推动了一个城市的整体建造。但是如果现在还坚持这种做法，可能就有问题了。利益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等等，当前这种多元化状态，是最有必要让城市设计来协调的。希望城市设计除了包含精英认为的合理性，更要针对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协调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有篇文章以工业革命为界限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分成两个阶段，认为几乎所有的差异都可以此界定，快慢也可以此界定。近代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都是工业革命以后，为了应对一系列因“快”而生的问题，针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而产生的，城市设计也是方法之一。而我们选了最纠结的一个。

不是因为快就不好，有不同的快法，可以又快又好。就像暴发户突然一天有钱了，就弄了一堆破烂堆自己家里，因为没见过所以也难分好坏，等过了一两辈人才能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理解这没关系，只要更快更早地明白过来，就能好一点。

我认为有序和速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巴黎和芝加哥都是在老旧的肌理上快速成长起来的。我们出问题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从很多文献中看到，建国之初在梁思成时代，城市规划考虑问题是很全面的。但在近三十年对规划师的培养中，弱化了多元性，而把欧美称为规划的一套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体系和我们以形态为主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结合在一起，使得整个建设对内在驱动力了解过少，过分沉醉在物质形态中。第二，早些时候做城市设计，多注重地块整体的关系，而没有关注街道、广场这些外部空间的营造，这两块的缺位造成了快速发展中的品质问题。

 

依靠成立若干个和城市设计有关的机构，如城市设计司、城市设计处甚至城市设计专业，来强调城市设计的重要性，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做法。城市设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开放系统的边缘是模糊的；城市设计是无界的，专家有专家的智慧、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智慧，最有效的是使大家都能关注和参与。所以，部城市设计处成立的意义在于，第一把握话语权，要积极发声；第二是通过建设系统的行政架构，利用部、省、市、县的规划管理部门，把城市设计的法定化地位和运作方法转达给各地方领导，请他们少伸手、少说话，对城市设计不能像以前对城市规划一样。

我不认为成立一个部门以及通过某种技术更新，就可以使城市设计在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从长远来说还是要看立法和执法的效果，相对而言执法更重要一些。就中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太可能短时间提高执法力度和改善行政管理模式，从行政领导的角度很难不带个人好恶地说话。可能曲线救国的方式会更好，该硬的时候硬，该迂回时迂回。比如抓住习总书记提出乡愁这样的机会做一些事情，并让不同的地区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做。

城市设计无论过去法定地位多么弱，但这个意识始终是有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成就。我的建议就是要立法，但不是给城市设计立法，而是要为当下城市设计最应该作为的那个问题立法。我主张就风貌管控立法，类似国外的景观法。立法绝对不要制定规范、规则，而要制定责任，包括国家的责任、地方政府的责任、个人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也包括奖励的责任、惩罚的责任等。具体怎么多元化地去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慢慢地推进。

首先，城市设计现在的精品太少，所以我同意要对经过城市设计的公共空间进行立法保护，从而保障城市设计能够历时几代人而执行下去，让我们这代人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物质文化遗产。其次，要把城市设计从实施到管理再到不断修补作为一个整体来做。深圳华侨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个企业、一个集团对建设行为进行从头到尾全过程的管理。任何一张城市蓝图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对立法后的城市设计，在重点地区要有专门的部门来管，实现全过程不断地修正和强化，这样才能保证形成城市的亮点。

深圳的城中村有几点值得赞赏：第一，人口密度非常高，但整个街区的自适应性比较好；第二，建筑间距非常近，违反了消防和日照要求，但村长负责任地做了消防三轮车来应对，便利使用并保障社区安全。这不禁让我们反思法规是不是制定得那么合理。

我很赞同城市设计立法，但希望立法的重心是在公共领域。当前对公共领域的价值和界定仍不明确，不仅使一些公共设施在最后落实的时候遇到问题，而且在向东京、香港这些高密度城市学习空间复合利用的时候遇到制度门槛。规划红线、蓝线、绿线、紫线把所有的资源几乎都劈开了，退线造成了各种空地、白地、低效地、无效地等，所以一定要谨慎的立法，不能一刀切，甚至法系里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自己具体的裁量权重。

既然重视城市设计，更要想清楚城市设计到底要干什么。政府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该做的那部分，即提供给老百姓的公共开放空间，城市设计应围绕这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展开。立法的强制性部分就是要规定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才能做这个事情、怎么做这个事情、做不到怎么办。

从深圳的城市规划历程看，应该是全国城市设计运作最完整的城市，有管理机构、设计机构。有制度并通过一系列技术办法，尝试建构一个法规体系。深圳的城市更新规划就有专门的城市设计篇章，也更加法定化。因为城市更新涉及到的信息量特别大，应对社会、产业、人的各种问题，规划需要发力在组织空间、组织利益平衡上。另外在做特区公共空间规划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实际上政府能管的就是公共空间。私人空间自组织能力非常强，比如城中村、华侨城，组织得都比政府有序。所以我倾向尽量少管，只管住最重要的骨架——公共空间和街道。有管治能力的政府，可以再划分出一些重点地区、局部地区，但是界定这些地区的时候一定要细致充分。

如果立法是一刀切，一定会出现大问题，一定是全国一窝蜂的做设计，会出来更多一模一样的城市，因为规划师的技术力量是有限的。深圳有一套公众参与的机制可能还好一些，更多的城市就是规划局和几个规划师商议的结果，这样推进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