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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文:“欲望都市”与分化的城市

文首300字: 文 | 邬弋军 规划研究所大都市夜景的流光溢彩,是欲望流淌的物化表达。1、城市的好处最近调研了一个勉强能算五线的城市。这个城市,因为历史的原因,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为推动建设起来的。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很小的县城,也不在区域的主要通道上。后来,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经过短短十多年的建设,就按着一个大城市的架子,建起来了。但框架搭好了,里面的内容却迟迟跟不上,也就是城市的功能,极大地滞后于城市的物质空间结构了。这个城市新来的领导最近经过调研,也批评了这个城市......(2016-07-23 11: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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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都市”与分化的城市






文 | 邬弋军 规划研究所


大都市夜景的流光溢彩,是欲望流淌的物化表达。

1、城市的好处

最近调研了一个勉强能算五线的城市。这个城市,因为历史的原因,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为推动建设起来的。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很小的县城,也不在区域的主要通道上。后来,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经过短短十多年的建设,就按着一个大城市的架子,建起来了。但框架搭好了,里面的内容却迟迟跟不上,也就是城市的功能,极大地滞后于城市的物质空间结构了。

这个城市新来的领导最近经过调研,也批评了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些毛病。我看过发言材料,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一段,大意是:这个城市建设的太散了,东一块西一块,近几年建成的那些小区,尤其是拆迁安置的小区,离市中心太远了,他反问:“老百姓根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好处,你说这个城市建设的还有意义吗?”


该五线城市的某小区,按城市样子建的小区,实质是拔高的农村(照片来自同事朋友圈)

这句朴素的反问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一个城市?为什么要住进城市里?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享受城市给生活带来的好处。

2、什么是城市的好处?好处主要由哪些要素构成?

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2010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少专家已经给出注解。不过我还是想用几句话来说一说。我们的同行一般会说:城市带来的好处,在于教育、医疗、安全、购物、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和服务,即公共服务的质量较高。这当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一下,那些房价最昂贵的大城市的优质地段,究竟提供了什么“好处”,吸引人们愿意为之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比如京沪的中心区,当然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可以想象的公共服务。然而仅从这些看,其实南京、杭州的主城也不差多少,至少,教育医疗安全交通购物都不比深圳差,但是为什么没有获得更高的对价?再举个栗子:上海的陆家嘴,汤臣一品在10年前就把单价标上了10万一平米,但是陆家嘴那个地段,至少教育、医疗、购物、交通都不是最方便的,为什么就能拥有宇宙中心般的高房价呢?

你会说,这两个例子,很容易解答:京沪的大学录取率比江浙高得多啊,这是大学学区房;深圳有华为大疆腾讯啊,高薪岗位多;陆家嘴有最多金融公司的高薪金领,还有无敌黄埔江景,是稀缺资源啊,独一份的当然可以很高。

“大学学区、高薪岗位和无敌江景”,注解了当代城市价值的部分要素。然而这些都不是我们惯常谈论的“公共服务”。上面的例子说明了,城市的好处,除了教育、医疗、安全、购物、交通等常规的公共服务外,至少还有“机会,审美和欲望”

大学学区和高薪岗位,是大城市提供多于其他城市的“成功机会”以及孩子的 “成长机会”,黄埔江及一色的大师品质楼宇景观让人看着舒心,这是“审美”,而对独一份稀缺资源的占有,则满足了那些钱实在太多的人士攀比或者彰显身份的心理需求,这是“欲望”。

3、 “大城市化”,悄然变化了的城市化方向

现在大概很少人会否认,我们正在走向“大城市化”:超大和特大城市继续膨胀似乎是难以阻挡的趋势,当年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已经与当前的形势大相径庭。但是为什么?人们为什么一定要集中到那几个大城市去?从自然环境来说,特大城市普遍不如小城镇“宜居”是基本的共识,但这些挡不住人们往大城市里冲。

一句古话可以解释,就是:饱暖思淫欲。(古文中,“淫”是“过分”的意思)

因为今天人们的普遍需求,已经从基本的温饱向更高的层次跃升了。费孝通的时代,人们尚未普遍解决温饱,生存还是第一要求。县乡聚居区的大量存在,是因为农业生产组织的需要。追求小城镇发展,实际是追求社会从农业经济向轻工业化的转型,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趋势。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年代,大城市不会成为大部分人追逐的对象。但是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足,人们的需求膨胀了,多数人从温饱走向小康,很多人从小康走向富裕,对城市的要求,自然从基本的生活便利,向要求更好的“公共服务”跃升,进而有了“机会,审美和欲望”这类更高端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在更大、更多样化的城市中会有更高的机会得到满足。


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阐释了一个细分结构的人性追求

城市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作为个体的人,只不过是在一个政治经济结构的洪流中,做出本能利己反应的微小个体,而众人的一致选择,就形成了滚滚的城市化洪流。因此,如今出现的所谓的“大城市化”的趋势,其实质是当前阶段的经济体系的设计和演化,已经和仍在导致着全社会普遍的、结构性的贫富分化,从而将富裕人群的对“审美、欲望、自我实现”、中产阶层对“公平机会、审美、公共服务”、工薪阶层对“机会、公共服务、生存”等各类不同层次的需求充分激发出来。而不断产生和壮大的富裕及中产阶层人群,就是“大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同样,经济体系运转只有达到了生产中产阶层及富裕人群规模的上限,“大城市化”的脚步才会停止。

我国长期以来贯彻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发展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镇”的方针,翻译成政治经济的语言,实质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期望抑制资本过度扩张、防止超级富豪大量产生、引导社会分配向中下层倾斜的社会目标所对应的空间安排。这一政策目标的达成与否,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今天已经开始的 “大城市化”的现实,似乎正在佐证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分化。资本的逻辑,似乎正在社会经济的生活中,攫取到更大的话语权。

4、城市溯源:情怀是乌托邦,财富才是硬道理

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满腹情怀地写道:“城市从其起源之初就是一种特殊的构造,用以专门贮藏人类文明的成果”。从经济的角度审视这句话,与其说城市起源是为了贮藏文明,不如说是为了贮藏“剩余”,也就是贮藏财富,而贮藏只是为了更为方便的享用。马克思指出:“某一民族的内部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因此,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其最初的本质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体,是统治阶层为了方便的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聚集而成。而另有一些起源于军事要塞等类型的城市,则是统治链条上的结构性产物,是输入“剩余”的工具。


战国时代,离城市的起源更近,芈月也知道城市是储藏剩余的容器

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传统城市体系逐渐被取代,工业生产成为现代城市的最直接推动力,同时也诞生了大批以工业生产为主要职能的城市。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客观上要求全社会人口的进一步集中,因为工业时代的主要工作是生产组织和寻求市场,城市人口的聚集,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组织和寻找市场的效率。从此,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人口全面超越非城市人口的历史进程轰轰烈烈展开了。

生产要素的集聚是便于生产供给,最终还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需求。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卷入现代经济体系的当代城市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消费的城市与生产的城市,或者叫需求端的城市和供给端的城市。虽然都叫城市,其实本质上是不同的。供给端的城市,以满足外部的需求为导向,要不断调整生产才能持续生存;需求端的城市,则控制和驾驭着其它地区的生产,用以满足自身需求。城市化作为自然历史过程,供给端城市和需求端城市是不能完全清晰划开的,每个城市都是两端的混合体,比例不同而已。一般来说,大城市处在政治和经济的食物链的顶端,作为需求端城市的成分较多,而中小城市和较纯粹的工业城市则是供给端的成分多一些。一般一国中全部生产和供给两端的城市,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城市体系。

如今,这个体系已经有了覆盖全球的规模。当我们放宽视野审视全球城市体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隔着国界,那些真正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城市就是纽约伦敦这类金融城市,而我国的城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全球开发区”的角色,我们的京沪深,则分别类似于“全球开发区”中的管委会、银行和星火科技园。工业体系中生产的大部分财富,通过全球产业链的安排,转移到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并“贮藏”了起来,于是,才有了美轮美奂、令人趋之若鹜的伦敦纽约。


纽约与伦敦,贮藏全球财富的城市

当然,我国加入全球城市体系,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的链条中,是一个无可奈何并自愿的过程,同时,由于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我们一旦学会了财富生产,相信总有一天可以把财富赚回来,贮藏于我们自己的城市。

分配是一个问题,但说到底,当代的真正财富,必须经由工业生产才能实实在在创造出来。我们常说,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严格的说,这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高质量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总结。拉美地区的城市化远高于工业化水平的实例说明了另一种城市化路径的可能。到了后工业经济阶段,如果城市化还没完成,那么城市化的继续,将可能是由农业农村的凋敝从负面驱动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如果中小城市因为没有工业的持续发展而缺少就业岗位,那么,他们将被迫进入大城市寻求工作的机会(服务业)。这样产生的城市,脱离实际的财富创造,以追求数字上的城市化,不过是增加了现有城市体系之上的附庸,是在存量财富的分配上做切割。

5、存量博弈,令人心忧的城市分化

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发展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在经济全面下滑的大背景下,以房价为标志,少数城市却逆势上扬、一骑绝尘,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城市的大分化。宏观上看,城市间的这种分化,并不是整体与经济总量增长相匹配的均衡发展,这些为数不多的强势城市,其远快于GDP的超常规增长,并非自身产业实力增长的正常效应,而是建立在区域其他地区的停滞甚至衰退的基础之上。从微观上观察,则是在当前的经济安排下大量个人行为选择的结果。


城市分化,房价先行。从2013年开始,一二三四线城市间的分化逐年加剧(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从一个普遍的梯级换房现象可以窥探这一财富转移的过程:刚需的小年轻,拿着父母降价卖掉的老家小城市的房款和家庭存款,在大城市首付置业,往往还只能负担一个小户型二手房;而卖掉这套房的房主,则马上置换了一套更大的房作为改善。这样,两室换三室、三室换大户……一般三四个层级,链条最后的房主卖房后很多选择了到更高等级的城市去(或移民,性质相同)。因此,这一阶段的城市博弈,实质是居民的存量财富在空间上、在城市结构体系中的重新配置,同时也有大量从实业撤出资金进入楼市和金融,属于财富在产业上的重配。这是大城市对区域的虹吸效应的集中体现。而当前的金融设计,则为这种财富空间转移提供了技术与政策上的便利。在资本的流动对城市发展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的今天,顶端城市因财富转移集聚更加凸显了优势,而中小城市和对制造业依赖较重的城市,在这一波城市博弈中,明显落了下风。

换句话说,在经济下行中的城市竞争,从之前的你追我赶的赛跑(分锅里的饭,分多分少的区别),开始向你死我活的角斗转变(锅里没饭了,开始打别人饭碗的主意)。存量博弈渐成主流,分化加速,城市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大城市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份额,而从事生产的工业型中小城市,则在房产金融的利益挤压下,大量工业停产,财富生产难以为继,走向了暗淡凋敝的前路。

我国这种在城市化没有完成情况下的“去工业化”和“大城市化”伴生的独特景象让我们担忧:这似乎意味着:我国的城市体系已然形成了一种牢固的结构,从而使得工业和劳动创造财富的法则“失效”了,城市的前景,更多的取决于其在这一结构体系中的位置,而辛勤的工业生产,不幸沦为为高等级的城市更加高效地输送财富的过程,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一结构体系(不只是城市体系,社会体系也如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新的科技革命诞生(再造增量)或强有力的改革的介入(逆向再分配,如异常敏感的房地产税),那么,城市体系中强者恒强、最终由几个超大城市或城市群主宰经济、集聚大部分城市人口的格局将加速形成,不可避免。

但问题来了: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走到半路、中等收入陷阱尚未跨越、贫困也没有完全消除的今天,这种“去工业化”和“大城市化”狂奔局面的形成,到底是福是祸呢?恐怕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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