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健康发展还有空间

我国“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有规划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式不科学等原因；从深层次看，有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国内外实践也充分证明，“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5月12日，人民日报发“大城市的纠结”系列报道第一篇《“城市病”缘何而生？》

报道认为，既然“城市病”不是因为大造成的，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因“病”废大，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同时治理其“城市病”。

人往高处走：大城市机会多、选择多，是创业者的高地、圆梦者的福地，大城市，承载梦想和希望之地。

截至2013年底，我国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达127个，其中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

有人说，大城市的门是单向的，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不愿出来。人们为什么愿意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的“魔力”从何而来？

王爱兰，家在江西农村，15年前她揣着200元钱到上海打工，如今做育儿嫂月收入达5000元。

12岁的小林家在甘肃农村，近几个月来他经常会头痛到全身抽搐。父母带他奔兰州，去西安，最后来到了北京。小林父母相信，北京有全国最好的医院和医生，孩子的病一定能治好。

走出山乡，奔向城市；离开小城镇，汇聚大城市。这样的选择基于一个道理：“人往高处走”。

“高”，意味着大城市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说，大城市里的就业机会更多，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

“高”，还意味着更完善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纽约公立学校在每位学生身上投入的教育经费居全美第一；伦敦则拥有45所顶级大学，居英国各城市之首。纽约和伦敦之所以成为世界闻名的移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拥有优质的教育、文化等资源。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这样揶揄东京人的生活：“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但即使这样，由于大城市机会多、选择多，是创业者的高地、圆梦者的福地，因而仍然吸引着众多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其集中。

大有大的好处：发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一位针灸医师，从台北移居上海。众人不解：台北不好吗？医师说：“我在台北一天扎30个，在上海能扎300个。”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集聚带来的好处”，陆铭说。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首先体现在分工专业化上，大城市聚集了各层次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大城市里的大量人才资源可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能更快找到自身需要的人力资源，劳动力也能找到更多就业机会，中间的交易成本被压缩；此外，按照大数法则原理，大城市里的大量人口、资源可带来更大、更多元的需求，能对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形成天然的保险屏障，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从国际上看，发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要模式。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人口往往向大城市高度集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1880年到1920年间，美国城市化率年均增幅高达0.58个百分点，纽约人口从191万人增至562万人；1800年至1900年间，英国城市化率从30%多提升到78%，伦敦人口则从约100万人飙升至近660万人。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城市以集聚效应引导工业向自身集中，这种集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如此循环往复，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韩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却曾集中了韩国近50%的人口、近60%的制造业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市中心人口向郊区疏散、大城市人口向小城市流动的“逆城市化”阶段，但随着大城市生活质量改善、油价上涨，人们重回市中心，大城市又“复活”了。截至2000年，美国除了底特律人口仍在下降外，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大城市人口都超过其1970年人口，超过幅度约为3%-17%。

从国内看，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大城市是“发动机”。以人口、经济、科学文化高度集约为特征的大城市，能有力带动区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

大城市是“大旗舰”。它既是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又是外国资本、知识、技术进入中国的“吸收器”，对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城市是“孵化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传统工业进入尾声，新型工业化正在展开，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未来对信息、技术、资本等需求旺盛，而这些正是大城市所特有的比较优势。

反过来说，如果大城市发展滞后，将弱化国民经济质量，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大城市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小城镇的2倍，超大城市更是达到3至4倍之巨。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粗放经营与大城市发展不足不无关系。

发展还有空间：我国的大城市在数量、经济产出、人口集聚度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随着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的蔓延，人们担心大城市的发展潜力。那么，我国大城市发展究竟还有没有空间？

采访中，众多专家认为，与国际上相比，我国大城市发育还很不足，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数量方面考量，我国大城市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偏少。2010年国际上3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与100万-300万人的城市数量的比值为0.4，5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与100万-500万人的城市数量为0.17。据住建部数据测算，同一时期我国这两个比值分别为0.35和0.13，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即使未来我国这两个比值略高于国际水平，也不能说明我国的大城市数量过多。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大城市数量应明显多于国际水平”，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坦言。

从经济产出方面考量，我国的城市群与世界城市群相比，“落差”还很大。数据显示，大纽约等三大城市群GDP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7％，大东京等三大城市群占日本经济总量的70％以上。而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再看单个城市，伦敦GDP占英国经济的17％，东京占日本经济的18.6％，而我国上海仅占全国经济的5％。

即使从人口集聚度考量，我国的大城市也依然有一定的发展余地。

先看增量。1991年到2012年，上海总人口年均增长49万人，有人惊呼“人口爆炸”。但如与日本东京相比，这样的担心似乎没有必要。1945年到1965年，伴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东京人口每年增长近37万人，考虑到上海面积为东京的3倍，这相当于上海每年增长111万人；即使将时间拉长，把人口增速放慢的时期也包括进来，比如1920年到1975年，东京人口每年也增长近15万人，与之相比，上海49万人的年均增速恐怕不能算快。

再看存量。东京都市圈由东京与神奈川、千叶、埼玉三县组成。在面积上，北京辖区、上海加苏州、广州加佛山与东京都市圈均大致相当；在人口密度上，上海加苏州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已接近东京都市圈，而北京辖区、广州加佛山的人口密度仍与东京都市圈有明显差距，这一差距主要来自中心城市以外地区的“稀释”。

有人担心，大城市人口继续增加，会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但事实上，通过完善规划、精准定位、科学管理、改善技术等手段，资源环境瓶颈也能继续“扩容”。比如，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通常以都市圈形态存在，特大城市是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这样往往能容纳更多人口。资料显示，纽约都市圈人口高达6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0%；东京都市圈人口约3700万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30%；伦敦都市圈人口也多达3650万人。

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

大城市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不能无序发展；大城市的发展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大城市的发展有优势也有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就可以任意发展甚至盲目发展。

——大城市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不能无序发展。

集聚考验承载能力，人口规模的扩大对供水、交通等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压力不言而喻。时下，一些大城市热衷于建新区，一些大城市盲目往外“摊大饼”，甚至一些缺水的西部城市也提出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大城市发展一定要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不能无限制扩张，不能一味‘造大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

——大城市的发展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城市的出现，说到底是市场自然选择、生产要素集聚的结果，这是个渐进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如果依靠行政力量强力推进、拔苗助长，而产业支撑跟不上，往往建成的是缺乏产业的“睡城”、没有人气的“死城”。

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政府应当在规划、定位、管理等方面下足功夫，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大城市的很多治理难题最终都落在人口管理上。在国际上，主要靠市场来自发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随着人口的涌入，房价等生活成本的上涨，会使一部分人逐渐离开大城市。“首尔人口在2010年-2013年间连续4年呈净流出，其中46.6%是因为高昂的房价”，李铁说。

李铁认为，我国的特大城市要加快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的范畴，加快推进阶梯价格政策，在城市市民生活成本充分市场化之后，价格和生活成本的市场化调节也自动会导致人口分流。

需要指出的是，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需要更为宽广的视野。姚洋认为，在类似北京这样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的超大城市，一定时期内有必要通过一些措施来抑制城市的过度膨胀，从中长期看，还可以通过发展都市圈、实现圈内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分工来予以疏解。

令人欣喜的是，时下京津冀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我们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展大城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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