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城市规划—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智慧

话题嘉宾：邹德慈,李建平,孙冬虎,李东泉,谭日辉。话题缘起：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这是年初习近平同志在北京视察工作时谈到的一个重要思想，充分显示了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制订城市规划时，古人有哪些优秀思想值得我们传承？国外城市规划思想经历了哪些演变？有哪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汲取？面对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在城市规划中该如何应对？如何在城市规划中真正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和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本刊特请专家对此进行研讨。

那些历史上的智慧：

周王城示意图，反映了周代都城建设的理想规划，来自《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都城建设理想规制的经典著作，其中追求的“天人合一”是古代城市规划的优秀思想

1609年，德尔贝尼在《真理的城市》中设计了一个理想城市形态。图为该城市形态示意图。

沙里宁1918年完成的芬兰大赫尔辛基有机疏散规划方案。

20世纪20年代，恩温提出卫星城理论，图为卫星城镇群示意图。

北京日报邀请话题嘉宾：

邹德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李建平：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李东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副教授

谭日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人类历史上的城市规划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邹德慈：我个人的看法是，自从人类有意识地、自觉地建设自己城市的时候，就有朴素的规划观念了。

举一个例子，西安半坡村，它是6000多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居民点是围成一个半圆形的住所，中间是大家分享猎物的地方，同时还有一个窑，可以烧一些早期的陶器。他们把窑放在小河的对岸，这就是一种规划，很方便生活，方便大家共享成果。而且把生产放在河的另一边，互不干扰；北面是公共墓地。已经有了很朴素的功能分区的想法。当然这谈不上是城市规划。但我觉得这是原始的萌芽状态的非常朴素的一种规划。

主持人：能否结合文献记载及实例，谈谈古代在城市规划方面留下来哪些优秀思想？

孙冬虎：《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都城建设理想规制的经典著作，其基本思想始终影响着此后的古代都城规划设计。它虽然成书于春秋时期，却是源自对周代营国制度的总结和诠释。其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大意是：都城要设计成边长九里的正方形，每边有三座城门。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的干道各有三组、每组三条，沟通两端彼此对应着的城门，共计有纵横各九条道路相互垂直，宽度为九轨即七丈二尺。王宫的左方（东部）是供奉帝王祖先的太庙，右方（西部）是供奉土地神与五谷神的社庙，前面（南部）是朝廷所在地，后面（北部）是商业市场。

这个理想化的都城设计，强调城市布局的方正和规整，把政治中心放在全城的核心位置，正是古代“法天而治、象天设都”观念的反映，追求“天人合一”则成为后代都城规划的礼制思想的基石。至少自汉代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间，从长安、洛阳、邺城、平城（大同）到开封、北京，我国都城规划大体上都继承了《周礼·考工记》关于营国制度的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基本要素是：（1）城市的主体结构表现为中轴线突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制度。（2）建筑布局形式遵从礼制要求的等级秩序。（3）经纬相交的棋盘式干道系统。（4）以派[最新消息 价格 户型 点评]生于井田制的方格网系统，作为规划城市用地的方式。

李建平：中国古人在城市规划中的优秀思想首先体现在：顺其自然，根据地形地势规划城市。例如，北京小平原的地势是三面环山，一面向阳，西北高，东南低；河流基本走向是从西北流向东南。北京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就充分尊重这一自然环境，城市规划坐北朝南，引西北山前之水，从城市西北（西直门，也称水门）导入，从城市东南流出，形成良性循环。北京旧城基础是元大都城。大都城是先有规划而后建城。城市规划时融入永定河故道——高粱河水系，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海大河”、白莲潭、积水潭、太液池，现今称六海水系（南海、中海[简介 最新动态]、北海、什刹前海、后海、西海）和西北的太行山余脉——西山、燕山，使整座城市借助山形水系融于自然风光。北京小平原为季风气候，冬季西北风寒冷、干裂，而春季以后东南风起，气候温暖湿润。北京城市在规划和建筑时充分注意这一特点，西北城墙修得宽厚、高大，少开城门（北面只开两座城门），以此阻挡西北风对城市侵袭；城市及民居建筑在东南方位开门，自然吸收东南风和阳气，有利于城市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主持人:城市离不开人。今天我们强调城市规划要以人为本，古代在这方面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思想和做法？

李建平：中国北方城市中都有高大的岁时建筑，也就是钟鼓楼，位置一般都在城市中心区域。岁时建筑是报时的，准确说是给生活在整个城市中的人报时的，城市居民的起居、活动与岁时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西安城市中心是钟楼，北京旧城中轴线北端是钟鼓楼。北京古代城市规划还有一个特点，布局时突出胡同、院落，适宜人居。元朝以前坊巷制度严格，以后逐渐松弛，胡同四通八达，便于人的出行；四合院虽然是封闭的，但是适合家庭生活。北京作为古代帝都，更加突出皇宫、皇帝。北京的故宫古代称“紫禁城”，是仿照天宫紫薇垣修建的，皇帝被称为天子，但还是活生生的人。皇帝位居皇宫，上顶天，下立地，人居其正中。这种城市规划设计被称为三才，即天、地、人融为一体。

以水定城，确定城市中心点和南北中轴线是元大都规划的一大优秀思想

主持人：我国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非常丰厚的国家，这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中有哪些体现？

李建平：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讲究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文化传承为根本。北京就是一座文化之城，文化理念是从城市最初规划设计时就确定的。今日的北京城市基础是元大都城。元大都城规划营建时，选择了今日六海水域东岸确定城市中心点和城市南北中轴线。这是北京城市规划大师刘秉忠优秀的城市规划思想。经过元、明、清三代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北京旧城形成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是“中心明显、左右对称”，突出中华民族“中正”的文化；第二个是讲究和谐。

就第一个特点而言，中心就是强调核心，明朝修建的紫禁城是一座方城，是城市的核心，像方块形的汉字“口”；而从皇城北安门到皇城南门大明门，红色墙身和黄色琉璃瓦覆盖的高大建筑就像是一竖，从“口”字形中间穿过，北京城市中轴线和紫禁城组合成中国的“中”字。清朝继续传承了“中心明显、左右对称”的城市文化传统。“对称”是人类共同的审美。但是，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运用最充分。

国外城市规划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后又经历了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嬗变

主持人：我们研究和制订城市规划，除了关注中国外，也要有国际视野，能否介绍一下国外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大致过程？

谭日辉：国外城市规划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的城市规划思想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道路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的秩序和美。到了中世纪时期，教堂是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心，是最重要最中心的建筑。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凸显以教堂为核心的空间组织理念，实行自然主义的非干预规划，力显丰富多变的景观与亲和宜人的特质以及追求有机平和背后的内在秩序。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城市规划的思想发生了巨变，这时的城市规划一是追求理想王国的城市图景，出现了大量理想城市的布局形式，例如阿尔伯蒂的多边星形平面、斐拉锐特的八角形理想城市等。二是高雅与精英主义的营造思维。三是尊重文化与“后继者”原则。艺术家们把伟大作品看成是几代人集体完成的，并且是不同时代相互协调的结果，他们恪守和谐与整体的艺术法则。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封建君权异常强大，资产阶级政权还未建立，封建君主们蓄意曲解和借用思想启蒙运动的认识成果，用自然科学的唯理秩序来宣扬主从关系、有组织有规范的统治秩序，城市规划呈现出古典主义、唯理主义的特征。

为应对“城市病”，国外提出了“田园城市”、“带形城市”等思路

主持人：西方在规划中是如何应对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城市病”的？有哪些经验可以汲取？又有哪些前车之鉴？

邹德慈：现代城[最新消息 价格 户型 点评]市规划理论大致起源于工业社会初期，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简单概括起来，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有两个渊源：一是社会正义；二是城市美化。从社会正义角度来看，城市规划思想源自于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建构出了城市规划的理想和目标。第二个渊源是城市美化活动，西方城市在进入工业化进程之后，由于形象丑陋、环境恶化、卫生条件差、贫民窟涌现等问题频出，城市整体环境亟需进行改善和美化。

谭日辉：工业革命后，为解决工业化给城市带来的一系列疾病和问题，产生了两位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大师——霍华德和盖迪斯。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思想内核是社会改革，空间模式是城乡交融、群体组合，其对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巨大。盖迪斯提出了城市的综合规划观，他主张研究城市不仅注重物质环境还要注重社会环境，而且要区域协同规划，先调查研究再规划。与霍华德和盖迪斯不同，一些崇尚现代工业技术的工程师主张用技术改造城市，解决城市问题。这一时期具代表性的是西班牙工程师玛塔提出的“带形城市模式”和法国建筑师戈涅提出的“工业城市模式”，它们成为“机械主义城市”的思想起源。19世纪末，奥地利建筑师西谛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强调人的尺度、环境的尺度与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感受之间的协调，从而建立起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并实现人的活动空间的有机互动，为近代城市设计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主将柯布西耶，倡导机械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他认为城市应该是集中的，集中的城市才有活力，而城市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解决，提倡立体交通和高密度。1951年他规划的印度首都昌迪加尔充满了形式理性主义色彩，尺度巨大，社会问题严重。对柯布西耶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他的理性和功能分区的思想直接体现在后来他起草的被称为“现代城市规划大纲”的《雅典宪章》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西方国家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的问题接踵而至。此时，规划界不再是“集中主义”和“分散主义”的分歧，“适度分散”已达成共识，卫星城的建设风行，英国的“新城运动”成为了一项国策。

我们在学习借鉴国外的规划思想时绝不能断章取义，而是要深刻理解其核心思想，把握可持续发展和人文主义的立足点和归宿，在日益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妥善处理好各主体的利益关系，促进城市科学、高效、可持续地发展。

主持人：国外的城市规划思想对中国有没有产生影响？可否结合具体例子谈谈？

李东泉：可以举青岛这个例子。从城市规划史研究角度，青岛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在现代城市规划诞生之时，事先完成城市规划并按照规划建设的城市，并且是体现规划从制订到实施以及后期影响这一完整过程的典型代表，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近代的移植与试验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

青岛是中国近代完全按规划建设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德制青岛规划，就图纸内容来说并不复杂，但规划能够实施，并对城市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套完备的制度。由于胶澳租借地的特殊性质，德国人在青岛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德占青岛期间，殖民当局通过建立先进的市政管理机构，将规划的制订作为政府干预城市发展的一项职能，并通过法律授权将城市规划的实施体现到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德制青岛规划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这是以往研究所普遍忽略的。

现代城市规划有三大支柱：城市研究、城市设计、城市管理

主持人：对于现代城市规划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城市规划的最新趋势又是什么？

邹德慈：现代城市规划有三个很重要的内容，我管它叫三个重要支柱：城市研究、城市设计、城市管理。

规划好一个现代城市，首先要认识这个城市。现代城市越来越复杂，它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的一个综合体。同时，它又是变化的。北京三十年前、六十年前和今天都有很多变化。固有的认识已经不够了，特别是今天改革开放不断进行经济改革，社会有很多变化，人的心态等等也在变化，要不断研究这个城市才行。

其次是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回事，也可以说有所侧重和区别。因为今天的现代城市规划要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而城市设计是具体的实体空间的设计。

再次是城市管理。城市里的所有建设，都必须要管理，而且有一些还是非常强制性的，这是必要的，因为要服从公共利益。

以上是关于城市规划的很重要的三个支柱。不能认为规划只是简单地让规划师、专家画一张总平面图就算完了，现代城市规划没那么简单。

谭日辉：关于规划理念的发展趋势，后现代城市规划的视角有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对社会多元性的重视、人性化的城市设计以及对城市空间现象背后的制度性思考。在社会方面，社会公正思想和公众参与也正悄然兴起并不断发展。针对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的弊端，1977年国际建筑协会在秘鲁利马制订了这个时代城市规划的另一基本文件《马丘比丘宪章》。宪章指出不要为了追求清楚的功能分区而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和活力、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科学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等观点，而且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公众参与。和《雅典宪章》的区别，说明现代城市规划发展趋势是从理性主义向社会文化主义转变，从空间功能分割向城市系统整合思维方式转变，从终极静态的思维观向过程循环的思维观转变，从精英规划到公众参与规划观的转变。

城市规划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城市规划要法制化、制度化，重大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

主持人：未来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改进我们的城市规划？

邹德慈：未来的城市规划要遵守一个原则，就是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城市规划本身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们今后经济还要发展，社会也要发展，有些发展变化甚至是我们今天预料不到的。

第二点，城市规划要适应人的居住、工作、交通、休闲这些最基本的需要。城市要使人生活得更美好，这是城市规划的一个经久不变的任务。

第三点，要加强规划管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现在虽然有《城乡规划法》，有很多条例，可是在城市建设里法制化仍然不是很好。

第四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决策。城市规划的重大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因为这方面确实存在着问题，有些城市，人们常说“规划、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这种现象也许不是很普遍，可确实存在。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所谓领导的形象工程。只从主观的愿望和期望出发来决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往往容易不妥，或者失误。中央提过，城市规划要让专家来帮助你决策，这个专家不仅是城市规划的专家，还有各有关学科的专家。民主化也非常重要。现在有些城市建了一些规划展览馆，做了很大的模型，让市民去看，然后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公众参与还不够。（主持人：刘立志 原文结束）

城市规划的经典案例

主题链接1

银锭观山：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个精彩之笔

北京城依据山形水系形成的著名景观是“银锭观山”。这一景观在什刹前海与后海交界的银锭桥。从桥上向西眺望，不仅水域波光，还有西山群峰。桥的位置居闹市，但从东向西却有清风，这是城市空间通道。这种设计实为城市规划精彩之笔。

青岛：近代中国人对城市规划进行尝试的典型代表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局部地段的“市街扩张规划”一直没有停止。因此，青岛市工务局于1935年初制订了《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相当于现在的城市总体规划。这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一次重要试验，对研究中国人对现代城市规划的认识和实践，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大伦敦规划”的影响

1944年阿伯克隆比的大伦敦规划，吸收了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中的分散思想、盖迪斯的区域规划思想和集合城市的概念，采纳了恩温的卫星城建设模式，将伦敦城市周围较大地域作为整体规划考虑的范围。该方案对当时控制伦敦的蔓延、改善混乱的城市环境有一定作用，但同心圆封闭式的布局模式也造成了通勤距离过大、配套设施不足、新城投资巨大等问题。

（李东泉、李建平、谭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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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在城市规划尤其是古代都城设计方面名家辈出。

《管子》提出一整套城市选址和规划布局的思想

《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一整套城市选址和规划布局的思想，对西周的城邑制度有较大的突破。

《墨子》是从军事角度规划城市的开山之作

墨子是要塞防御论的始祖。《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水》等二十篇，详细阐述了守城之法，也是从军事角度规划城市布局与筑城体系的开山之作。

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一大创举

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是隋朝大兴城（后改称长安）与洛阳城的规划者。隋文帝开皇二年，富有巧思的宇文恺担任营建新都大兴城的副监，但所有具体规划、设计都由他完成。这座在短时间内按照周密规划兴建的崭新城市，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吸取了三国魏邺城、北魏洛阳城的经验，方整对称，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一大创举。

元大都：最接近《周礼·考工记》描述的营国制度的理想模式

元大都的主要规划者是刘秉忠。《析津志》等文献记载：刘秉忠首先确定了大都的“中央子午线”，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全城“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整体格局。在历代都城规划建设中，元大都是最接近《周礼·考工记》描述的营国制度的理想模式。 （孙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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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城市规划的代表性理论：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认为，城市作为一个机体，是和生命有机体的内部秩序一致的，不能听其自然地凝成一大块，而要把城市的人口和工作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离开中心的地域上去。重工业不应安排在中心城市的位置上，轻工业也应疏散出去，这些腾出来的大面积地块应用于开辟绿地。个人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即“日常活动”可做集中的布置，不经常的“偶然活动”则做分散布置。

这个理论对其后欧美各国发展新城、改建旧城，以至大城市向城郊疏散扩展的工作均起着重要的影响。（张一涵）

原文来自：凤凰网对北京日报的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