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不会更好？- 林毅夫张维迎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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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这是一篇2014年发布的文章，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请注意内容的时效性。

7月5日-6日，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国内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及几十位教授学者齐聚上海，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探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市场、产业与分工，同时分析中国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讨论会上，林毅夫、张维迎再掀论战。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而张维迎则表示对此越来越悲观，他认为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张维迎还在与林毅夫激辩“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时称，市场实际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保障，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人权、财产权，市场经济才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林毅夫张维迎再掀论战：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不会更好？

多位经济学家此次纪念的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之称。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2001年杨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后发劣势》演讲，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林毅夫对此有不同见解，两人的激辩在当年红极一时。

林毅夫主张，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张维迎坚持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

林毅夫：“企业家精神很重要，但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

张维迎：“不是这样，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以下是凤凰财经整理的辩论过程：

论战一：亚当·斯密对政府作用的阐述今天是否适用

林毅夫：维迎谈得挺好，但是他最后的结论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句话，认为政府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够了。亚当·斯密《国富论》是1768年开始写，花了8年时间，1776年出版。在1768年之前，亚当斯密大概花了二三十年时间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大概也就是五十年、一百年以前的文献，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所以整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其实技术是给定的，然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工细化。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生产，最早是在曼彻斯特。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就像刚才维迎讲的，两百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十的两次方，不到三次方，现在是十的7次方、8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

维迎谈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也非常重要。但是企业家怎么出现？除了他天生的对市场发现的敏感度以及风险判断外，还需要什么？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加快发展，有所谓R&D说法。“D”，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这确实是企业家做的。但是企业家在做“D”之前的“R”，就是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的加深。由于科学的对自然认识的加深，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而且成果出现以后是个公共产品，所以企业家自己是不会做的。

实际上在美国，所有重要的新产业、新产品的出现，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撑，是国家在“R”方面的支持。比如Google，他的计算方法是NSF（观察者网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再比如互联网、生物技术等等都有很多国家的支持。美国最主要有两个机构对“R”支持，一个是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一个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是支持“basic research”（观察者网注：基础研究）的钱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支持“basic research”的时候，已经想了对新技术、新产品，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决定哪些“basic research”需要国家做。所以如果美国对前沿的、与技术有关的“basic research”是有选择的，那就代表他有产业政策。

第二，政府部门购买新产品，也对企业家发明技术、实现市场化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要补充一下，维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我是承认的。然后企业研发新产品，同时政府给予充分的自由和产权保护，我也承认。但是，最重要就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所以应该是企业跟政府的合作。

张维迎：亚当·斯密研究的是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这没错。但是科学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一定比上个世纪先进。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

我们看美国，在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没有什么国家支持；我们看英国，包括科学的出现，很多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然后我们看很多基础的研究，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

如果我们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这个就不会有，反而没有国家参与，我们有可能更好。那时候我们说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你能用铅笔吗？铅笔是国有企业生产的。但我们看现在国家不生产铅笔，我们铅笔多好啊。我不认为没有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就没有。我想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可能变得更好。

黄有光：我坐在两个人的中间，我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个中间的，我认为市场和政府肯定都非常重要。我同意企业家、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政府也必须做一些事情。但是否应该或者能够成功的做这些事情，林毅夫讲的潜在的比较优势有可能成功。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要让政府去做这些市场不能做的，像环保、食品安全这些东西更加重要。

张维迎：我刚才强调的是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论战二：科研与创新需不需要政府支持

林毅夫：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你看我所有的文章，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政府，所以我就变得比较突出。

再者，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取消对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过去当我们资本非常短缺，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时候，那些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不给补贴就死了，所以当时给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可以竞争，再补贴就是锦上添花，所以补贴应该取消掉。国企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过去我们总是把国有企业失败认为是国有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前苏联东欧国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更高，这不仅在苏联东欧这样，在拉丁美洲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如果说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时候，产权重要吗？如果是小企业，中型企业我认为私有化很有效，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但对于大型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一定是分离的，经营者一定是带领人，在那个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更重要。

最后提一下，有一个教授提到一个经济体在赶超的时候一定要政府参与，因为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需要政府？这是需要讨论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须要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必须改善人力资本，也必须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需要很多企业家做，需要协调。或者协调很难，必须政府供给。我所看到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是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种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同样的情形，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当然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这样的研究更有积极的意义。

张维迎：首先，我认为发现比较优势，利用比较优势，恰恰是企业家最擅长的。没有一个企业家会傻得在北方种水稻、南方种小麦，一定是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企业家是最清楚比较优势的。而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经常乱点鸳鸯谱。如果论比较优势，政府和市场相比，市场更擅长解决比较优势。

林毅夫：但种水稻也要灌溉啊，农民自己没法大规模灌溉。

黄有光：科研也是重要的。

林毅夫：科研也很重要。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张维迎：不是这样，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第二，关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我认为，在市场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存在的。即使现在有企业家精神，以后衰老了，企业很快就会倒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还能持续存在的，只有那些政府管理的企业才能做到。在市场中，所有大企业都是小企业发展来的，没有哪一个大企业一出来就是大企业。所以我们不能说小企业适合市场，大企业适合政府管理，按照这种说法，任何企业发展成大企业后，都可以由政府收归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企业会变成大企业。

林毅夫：这个误解我。

张维迎：你说大企业需要政府。

林毅夫：又误解我了。

张维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用“发展阶段”说事，认为中国目前所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现在没有自由。很多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是因为我们消灭了这些条件。

最后，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分析政策的标准是功利主义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评价所有的政策，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比如政府拆迁，即便有利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利于GDP的增长，也不能违反基本人权，这是在毁灭很多人最善良的本性。

论战三：政府干预能不能更有效

张维迎：毅夫讲到他和杨小凯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我理解小凯讲的后发劣势，落后国家由于借助了后发优势发展的很快，这个国家就自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自己的成功，自己的体制没有问题，然后就不再进行体制改革，最后导致了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现在说中国模式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且还要推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后发劣势显示出来了。

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是比较乐观的，但这几年我变的相对不乐观。现在，不能说中国的改革就是成功了，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所有取得的成就。这就涉及到法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杨小凯讲过的。如果没有法治的改革，我觉得制度总是不稳定的，从2009年的刺激政策开始，我们一直在否定市场。

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把保护市场当做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其实，市场并不是一个效率工具，认为市场有效率就支持，没有效率就反对。市场实际是一种基本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我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就是自由，人权，财产权，市场经济才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刚才林毅夫讲了政府的干预，我们过去总是说理想的状况就是市场出问题了，政府就能解决问题。毅夫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政府怎么做的更好，但有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证明，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家只是一人之见，而且经常带有自己狭隘的、领域的偏见。包括我自己也可能有偏见，你也有可能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公平、公开的争论，然后让每个人去思考问题，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应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加某一种思想，这也是我一直反对的。所以我说无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对市场极大的破坏，这个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林毅夫：首先来讲，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危机跟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过去35年政府做的事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为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第二点谈中国模式并不是说固定不变化，包括美国、英国，包括有完美宪政的国家，也必须要不断的改革。我们说中国的经验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借鉴意义？这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

谁是杨小凯？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他曾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后发劣势》的演讲，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林毅夫对此有不同见解，两人的激辩当年红极一时。

林毅夫与杨小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辩最早始于1999年，当时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了一场演讲，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他认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讲座进行的过程中和讲座结束后，参与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提出，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

2001年12月1日，杨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后发劣势》的演讲。杨小凯教授提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场演讲直接引发了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的争论。

2002年7月18日，林毅夫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林毅夫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林毅夫还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

林毅夫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

杨小凯的妻子吴小娟曾对自己的丈夫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价：我们家的经济大权，开始是小凯掌握——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嘛。后来我发现，好几次买股票钱都亏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就对他的经济研究有点怀疑了。就把经济大权掌回来了。我想如果我不改变方向，我们家可能就破产了。当时我准备做投资，买房产。每次想去看房子的时候，小凯就说不去。“我一去，我会给你很坏的影响。”我当时不是很明白，后来明白了，搞经济学的，在实际上还是会有点差别。以后每次经济上的决定小凯都不出面——其实小凯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

原文来自：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4_07_07_244310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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