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一定会死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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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这是一篇2014年发布的文章，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请注意内容的时效性。

夜幕降临在北京城。

沿着中轴线一路通明的灯火，从天安门出发往南走经过正阳桥坊就到了前门大街。这条 2008 年改造完毕的“仿古”商业街两侧，向西是充斥着外地游客的大栅栏，以及近几年悄然兴起的驻扎着各种创意设计店铺的胡同，向东就是前门东区。

穿过鲜鱼口老字号美食街往东走，灯火渐暗，嘈杂声渐息，不再有成片的老字号商铺与国际品牌店，也不再有创意小店。行人只能在一闪即逝的车灯中瞥见破败的灰色砖墙，成排的老房子在胡同两边沉默。

这里是北京城南鲜鱼口。虽然地处前门东区，但十多年来这片区域似乎被遗忘了——前门大街改造了，大栅栏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举办地也日新月异，但前门东区只是自顾自地破败下去。

如今，留在前门东区的原住民已经寥寥无几。据北京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调查数据显示，自明清时期至 2001 年，前门东区的人口密度一直保持在 732 人/公顷左右，2005 年时锐减至 460 人/公顷。即使在 2008 年前门大街建好北京奥运开幕前正式对外开放时，鲜鱼口地区的人口密度还下降到了 240 人/公顷。6 年过去了，如今这里的人口密度仅为 115 人/公顷。

区域人口的流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2005 年政府的“解危排险”重点工程。你可能很难理解这些政府创造的“四字成语”，不过看看具体做法就清楚多了——前门东区草厂头条到十条区域，超过 2/3 的居民被要求陆续从“危房”中搬出，一部分危房依原貌翻建后成了空房。2012 年 8 月，政府再出新政，发布新的前门历史文化展示区发展规划，这一带又成了「老北京文化体验区」。政府称要保护这里的胡同肌理，并保留部分居住功能，鼓励原住民居住在这里。

但随着 7 年前的居民腾退，这里原先的杂货店、小卖铺已相继关门，唯一像样的配套公共设施也只剩公厕了，没人愿意再回来。

一纸新令说起来容易，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房屋产权不清、拆迁赔付混乱、房屋破损严重、市政基础设施落后都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2014 年夏天，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总监翁菱接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东城区政府和北京市规划院委托其邀请一些跨界的力量来探讨前门东区的重生问题。这是翁菱第一次知道在天安门东南角心脏地带居然还有这样一片零乱不堪的区域，简直不可思议。很快，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就策划了「城南计划——前门东区 2014」项目。

多年海内外跨界的策展经验让翁菱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包括独立研究机构有方、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MAD 建筑事务所、如恩设计研究室、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MVRDV 建筑设计事务所以及 K/R 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内的 8 个团队，在翁菱的邀约下进入前门东区展开实地研究与规划。

“对于胡同的保护已经成为共识，所有的拆迁和重建应该在胡同的肌理不被破坏、建筑的风貌也不破坏的前提下进行。”有方联合创始人史建告诉《好奇心日报》。在他看来，前门大街那些依清末民初的建筑风格重新再造的“新古董”，以及依原样新建的胡同新房还是破坏了旧城的精神。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香港大学建筑学院荣誉副教授刘宇扬认为，鲜鱼口被人遗忘的那 10 年其实是一种“幸运”。“如果不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开发，恐怕现在早就和前门大街一样，全部拆光建起‘假古董’了，”刘宇扬告诉《好奇心日报》，“但现在的胡同，如果按照活着的古董的方式看待，完全修旧如旧，那么就仍然只能是城中村。我认为当代设计应该介入，在尊重历史的尺度和空间感的前提下进行改造。”

用“城中村”形容前门东区老胡同的现状一点都不过分。有方团队的研究覆盖了这附近区域 31 条胡同、600 多个院子。它们将研究的时间点回溯至 1750 年，在《乾隆京城全图》的基础之上，做出了一张 1750 年前门东区到正东坊的地图。“这张图不管是作为城市地图，还是院落关系图来说它都非常准确，当时每家院子里有几间房，都表达的清楚，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产权关系图。”史建说。之后，它们将今年 Google 地图上同样区域的地图叠加其上，其中用绿色被标注出来的区域分布在前门东区大大小小的胡同里，格外显眼。

《乾隆京城全图》语境中的前门东区研究

有方团队前门东区空间研究

史建指着这张图说：“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违章建筑。一说北京的大杂院，杂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这些违章建筑，它不被政府承认，在政府所有的测绘图表里面都是不存在的。从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以后，有了大量加建建筑，政府不承认这些建筑的产权关系，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又真实存在。”

从地图上看，胡同的外部格局没变，但内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是让所有开发商感到棘手的难题。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它们往往更愿意用资源极度浪费的大拆大建来完成改造——推倒一切的效率似乎更高。

在 MAD 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马岩松看来，整体式的开发与拆除绝对是不可取的。在「城南计划-前门东区 2014」论坛及学术研讨会上，马岩松谈到：“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就住在王府井后面那一带，院子里有树也有四季的变化，银杏掉下来可以烤，下雨就有蜗牛。在做旧城保护这个事情上，我们首先要想明白我们保护的是什么?我们把它们保护起来干什么?旧城区域跟这个城市发展的矛盾是日渐剧烈，所以我们要保护的是社区关系和社会生态。这个地区已经拆了很多了，我的建议是，不拆的先保留，没有动的先别动，想一想怎么弄，别仿造一些屋顶，弄一些雕梁画栋的假古董。让它自己慢慢地去变，慢慢地更新。”

前门大街就是大拆大建的典型案例，改造后沿街各店的经营内容五花八门，但却徒有热闹，生意惨淡。2012-2013 年接连有数十家商户关门。

“在中国，只要是一个开发商整片承包式地进行旧城改造，最后往往就会导致大拆大建。在国外，政府和开发商都没有能力进行整片集中式地拆迁。因此它们自然就走向了多个小型开发商进行点状改造，”刘宇扬对《好奇心日报》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每户居民的诉求都能得到回应，不容易出现纠纷;开发商和建筑师会考虑每幢建筑的自身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从而避免千篇一律的大拆大建的发生。”

他自己曾经做过北京官书院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改造项目。这是一个紧挨着国子监的小胡同底部的院落，杂乱不堪。而他大胆引入了江南园林的意向，充分考虑建筑的结构和周围社区的关系，将其改造成了一个陶瓷艺术展示空间。后来，尽管它再度被租用作为工作室，院落的新主人仍然原封不动保留了他的设计。这座小杂院被重新赋予了生命。

刘宇扬改造的北京官书院胡同项目

已经有人在前门东区做类似挨家挨户的住户调研。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孟岩的团队调研了这片区域 480 户人家，“他们每一户的需求、家庭情况、经济情况都不同，我觉得应该保留这种多样性，重建人与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孟岩说。

相比于北京北城型制规范的高宅大院，南城胡同的肌理更为细碎，更为灵活多样。在孟岩看来，正因为南城有很多小院、歪院、杂院和散院，院落的尺度小，才更具有承载真实的当代城市生活的潜力，有可能从封闭的社区转化为开放的城市生活空间。

都市实践团队：院中之院

孟岩主张分期、分批，甚至分个儿地对前门东区进行改造，这与刘宇扬提到的日本六本木区域改造的案例颇为相似，“旧城改造的本质其实是代际更替，点状改造更有利于区域内的居民实现自然代际更替。比如日本东京六本木这改造过程花了将近 20 年。很多原本住在里面的老人过世之后，他们的子女可能早就不在当地居住，就主动把房子退掉，那么就进去改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同样提到点状式改造方式的还有隈研吾与马岩松。

隈研吾：空/粒子

MAD : 前门东区旧城保护与发展概念规划

隈研吾将前门东区看做是处于中国心脏最古老历史印记的地方，他提出了一个名为「空/粒子」的方案，采用了类似中医里面不破坏现有肌理的方式，寻找胡同里的空地、角落，植入一些小型空间，以便于能够发挥不同的社区功能。

而马岩松则更愿意把自己的方式称为“针灸”，见缝插针地在已被拆掉的地方做一些小尺度的加建空间。「胡同泡泡 32 号」就是他已经完成的一个项目，这是一个加建的卫生间和通向屋顶平台的楼梯，它看上去仿佛是一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命体，光滑的金属曲面反射出院子里古老的建筑、树木以及天空。它的出现，可以改善旧城区没有淋浴和卫生间的生活条件，赋予老建筑活力的同时，还能激活邻里关系。

MAD : 胡同泡泡

当然，除了各个团队提出的各种改造方案外，植入有活力的人口成为大家的共识，毕竟，想要保护旧城的记忆，人才是文化的载体。

纽约 K/R 事务所的合伙人 Terence Riley 在分享中就提到了意大利威尼斯的例子，他认为威尼斯是旧城重生典型的反面案例，只保存了物质空间、建筑风貌，但却忽视了当地居民本身的生活。

在北京，也是一样。

很多人来北京，出于对最真实的京味市民文化的好奇，都想去胡同转转。古旧胡同的民间意趣才是老北京的气场。但若是在如今的西打磨厂街走一遭，那些富有季节性的叫卖声早已消失，偶有老人倚在门边，看着门前徐徐跑过的流浪狗，不时有车辆穿行而过，沉寂被引擎声划破。

“只有吸引人们回到这里真实的生活，带动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才能使老城自然的新陈代谢，形成良性循环。” 马岩松说。

其实，一直扎根于此的原住民才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最有情感的人，亦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但正如史建所言：“改造与开发本身对于原住民来说是一件信息不对等的事情，他们一般都不太了解开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前门大街改造在建筑领域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失败案例

作为本次前门东区项目的承办方之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朱小地也认为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原住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就拿 2005 年被迫搬迁的那批居民来说，除了拿钱走人，他们无力改变城市变迁的节奏和自己的生活环境。人的问题甚至被朱小地看做是旧城改造被迫停顿的一个根本问题，“现在的这片区域，不管是私产还是单位的公产，或者直管的公房的住户，大家好像都是觉得，在某年某月政府肯定会实行拆迁把我们迁走。因此大家都在考虑拆迁的时候怎样和政府讲条件，而每个人心理满足的条件都不统一。”

基于此，朱小地提出了“住房民有化”的概念，使产权人拥有所有权、处置权和使用权，他认为“这是北京旧城保护与文化发展的基点”，政府从过去的拆迁者转变成了城市公共资源的提供者，当原住民成为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主人，认知到自身有可能在旧城的更新过程中获益，才会激发起他们的保护意识。

在住房民有化的提议之外，朱小地还提出，为了解决历史街区资源严重不足的现状，应该着力开发地下公共空间，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单层平面规划的布局，尽可能多地开发地下一层和二层空间。

在朱小地的提案中，地下一层将以院落为单位进行开发，新的空间资源属于产权人，可以增加居民使用面积，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而地下二层则作为城市公共层，集中解决市政基础设施和停车问题。

而这个“民有化”策略是乌托邦臆想，还是能够落到实处，自然又要看政府的决策者如何思考。而这一片胡同老区未来会怎样，一切似乎都还在摸索中。

源自：好奇心日报作者:胡莹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