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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5日，2018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二：“都市圈融合发展与规划引领”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新闻发布厅AD厅举行。我们将持续推送论坛上7位嘉宾的主题发言和交流内容。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的发言摘录。

王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我国都市圈发展战略的转型思考

城市群、都市圈或都市区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学术概念，一个研究范畴，最早由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其实，城市群是中国语境下的表达方式，更加规范的提法是大都市连绵区、大城市地区。“十一五”期间，城市群被写入政府文件，中国的城市化要通过城市群这个主体形态来承接。

最近，除了城市群，都市圈也经常被行政主管部门提及。城市群太大，而都市圈就是城市群中经济密度、人口密度以及信息流、交通流最集中的地区。因此，都市圈这个话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大城市的行政辖区范围差不多就是都市圈的范围。

1、新时代都市圈区域协同是历史的必然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有很多概念必须从区域层面落实，如“五大理念”。

（1）区域绿色首当其冲

以京津冀为例，这个区域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问题。北京的大气问题是区域层面没有协调好的问题。从人均GDP在1万美元附近城市PM2.5的浓度值分布图可以看到，中国很多都市地区的颜色是偏红的，也就意味着污染非常严重。

人均GDP在1万美元附近城市PM2.5的浓度值分布图

（2）区域创新不可忽视

从京津冀的角度来讲，创新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成果在区域内的转化“断崖”。例如中关村科技成果的区域内转化比重不到4%，只在一个很小的辖区之内有效。

（3）区域协同势在必行

区域协调的跨界空间发展矛盾突出。如北京相邻地区“贴边发展”存在较大潜在风险，影响首都的可持续发展。北京东面是河北的北三县，东南方向是廊坊，正南是北京的第二机场，整个区域沿着北京的开发量太大了，贴边太高了，好坏未可知。

2、大城市发展阶段不同促进发展战略调整

（1）上海2035总规：后工业社会城市发展的自然选择

上海2035总规有很多的创新，是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从编制背景中人均GDP的发展水平，到卓越全球城市，特别是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提出，在我国城市中都是领先的，包括花费了很大精力重新引导建设，比照国际发达国家的一线城市进行“一江一河”建设，提出中央活动区概念等。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目标，这一点上海做的还是相当好的。

（2）深圳总体规划：以创新为持久动力谋城市长远发展

市域面积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去年GDP已经达到了2万亿，人均GDP超过18万，其中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创意、海洋、机器人等产业实现两位数增长，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重要的基地。深圳的发展目标是提升国际化、推动区域化、建设现代化，原来的特区范围已经无法满足现在深圳发展的需求，进行相当大的扩充的深圳大都市圈则更加适合。

（3）武汉2049规划：中部城市发展与升级并存的选择

武汉2049规划，针对的是中心城市发展与市域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问题。该规划旨在重塑发展目标，强调竞争力和可持续两大维度，明确发展目标，谋求包括经济、创新、文化影响力和枢纽地位的综合提升。武汉独有的九省通衢的特色提升，包括竞争力的谋划，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包括以人为核心的多目标，突出总体城市设计的导控作用等。

3、世界大城市地区遵循区域协同的一般规律

（1）职能上：高端化、多元化

职能方面，强调多元化。上海正在对标世界城市核心职能：金融与商务、创新与文化、旅游与休闲、控制力与影响力。研究表明全球大国首都地区的核心职能表征了他们世界城市功能的放大，伦敦、巴黎、东京、柏林这样一些大城市地区的职能都是复合多元的。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劳动力构成的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2）空间上：网络化、多中心

空间方面，强调网络化和多中心。都市区的尺度有一定的范围，不是无限扩大，是以中心城为核心的30平方公里的范畴。

现在以行政手段建设城市群，其实已经碰到了一些障碍，与行政区有一些冲突，于是又回到了都市圈。这是一个正确的调整，而都市圈或者都市区从中国语境、中国行政管理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大城市地区的规划发展问题。

（3）环境上：高品质、多层次

环境品质方面，世界城市都强调以绿色为代表的高品质和多层次。伦敦从二战后开始构筑环城绿带到建设多元化的绿色空间；巴黎分圈层地建设生态功能空间，建设近郊大型郊野公园；东京2050则规划建设绿色复合廊道。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推进的一个核心空间，而且其作用会越来越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地区，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承担的职责不一样，只有全面创新，才能够推动城镇化的转型和发展，同时推进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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