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成本：基于全球城市和全球精英的思考

近日，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发布了一年一度的“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的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新加坡，接下来是法国巴黎、挪威奥斯陆、瑞士苏黎世和澳大利亚悉尼。中国的香港、上海分别排在了第13和21位，均高于美国纽约的第26位；首都北京排在了第47位。同是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其新德里和孟买却排在了榜单的末尾，分别为第129位和第131位。

从榜单上看，我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如果是人口，新加坡的人口仅六百万，远低于上海、孟买，排名却大大高于后者；如果是政治、经济影响力，除了法国的巴黎，排名前5的城市影响力远不如纽约和北京；如果是地域分布，排名前十的城市除了非洲，覆盖了其余各大洲。可见，用传统的分析很难解释以上城市排名的共性因素。

另一个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北上广”的生活成本会不会在今后大幅上升，会不会有新的中国城市加入到“世界最贵城市”俱乐部中？我认为用“全球城市”和“全球精英”这两个近年来国际上流行的概念，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比较合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萨斯基亚·扎森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全球城市”的概念。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除了各个国家间的竞争，很多经济、人才资源将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一些国际化的城市之中，而这些城市的竞争力甚至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换句话说，一个缺乏全球城市的国家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失去竞争力，被边缘化。

虽然对“全球城市”的定义学界还没有统一标准，但学者们大多同意全球城市应具备一些共性，例如较高的国际知名度，是国际或区域的交通枢纽，拥有开放的经济（包括吸引跨国公司能力和发达的金融设施）和多元的文化（著名大学和博物馆等）。

当前，很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全球城市的战略意义。一个成功的例子是阿联酋的迪拜。这个近些年从沙漠中拔地而起的城市，便是按照教科书式的模式将自己建设成一个新兴的全球城市。目前看来，迪拜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已远远超过该地区传统的中心城市——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和卡塔尔的多哈。

综上，生活成本排名靠前的城市大都是该地区、该国的全球城市。但北京和上海似乎是个特例，它们完全符合全球城市的条件，却在全球生活成本的排名不是非常靠前。我认为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这个城市能否吸引“全球精英”。

“全球精英”指的是一些生活在上层社会的政治家、银行家、跨国公司的高管及巨富。例如每年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论坛”，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全球精英的聚会。但我认为全球精英不仅是一个经济身份的概念，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即 “早晨在东京吃早餐，下午去伦敦开会，晚上住在纽约”的生活模式。这类全球精英们并没有很强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护照对他们而言，很大程度已经不是国籍和对一个国家责任的象征，仅仅是全球旅行的证件。很多这样的精英称自己为“全球公民”，他们的职业不是为某个国家的利益而服务，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追寻利润最大化。所以，一个全球城市的全球精英越多，生活成本也会变得越大。

以英国的首都伦敦为例。目前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在“全球生活成本”中排第15名。其中一个原因，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概述，就是“伦敦正在变成全球寡头们洗钱的大本营”。

在伦敦最富裕的地区，来自俄罗斯和卡塔尔的巨富们买下整栋整栋的别墅，过高的房价迫使当地人搬离属于自己的社区。与此同时，外国人只要在英国投资一百万英镑，就可以获得居住权，并获得在英属海外领地——加曼群岛、维京群岛——注册公司免税或低税的待遇。在伦敦专门办理投资移民事务的律师，有60%的客户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甚至英国前总理布莱尔在卸任后，充当起中亚能源大国哈萨克斯坦总统的私人顾问。

显而易见，在生活成本排名靠前的全球城市中，大部分对这种全球精英都持开放甚至欢迎的态度。例如2012年，Facebook的创始人之一，亿万富豪萨维林放弃美国国籍移民新加坡，以此逃避Facebook上市后需向美国政府缴纳的巨额税收。

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法律法规对全球精英的吸引力远低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未必愿意这些全球精英涌入。中国对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入流出、外国人在华投资置业都有严格的限制和监管，而且中国并没有所谓“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法律法规。所以，全球精英们只能在北京、上海工作，而无法做到安家落户，落地生根。也因为少了许多这样的全球精英，北上广的生活成本相比其他全球城市低了很多。

在未来，北京、上海和其他中心城市（广州、天津、成都等）的生活成本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及逐步变为重要的全球城市而相应上升。当然，在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下，中国城市的生活成本排名也不会有急剧的变化，和其他全球城市相比，生活成本下降的可能性会很低。

原文来自：点点网 撰文/马博（美国纽约皇后大学政治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