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业结构之谜的思考 - 王缉慈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优化结构中稳增长，在创新驱动中促转型。由此，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鼓励服务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工作摆在面前。“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词组频繁地出现在政府文件和学者论著之中。不少省份提出了产业规划、重大项目、示范园区建设等任务。

何为优化？如何调整？学界纷争，至今未有明确的答案。

产业结构是何物？在中国至今仍是个谜。

其一，轻重工业之谜。

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策思维，生产资料生产是提高人民福利的前提，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就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长此下来，造成了轻工产品的严重短缺，带来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契机，加之国际产业转移，以民营企业为主力的轻纺工业活力迸发出来。特别是2000年我国加入WTO之后，消费品制造业一度发展迅猛。

以劳动者利益、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轻工产品制造，使很多企业徘徊在利润边缘。装备制造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也逐渐暴露，于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开始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然而，过分投资于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又造成了产能过剩危机。由此，一些地方又要求产能过剩行业向消费品行业领域或服务业转型。

经济学家们曾就经济增长模式与重化工业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我国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不能不顾地方条件发展重化工业，轻视或排斥原有轻工业。因此既要通过创意、文化和高技术的渗透来提升传统轻工业的竞争力，又要发展节能和环保的绿色重工业。一种以衡量、预防、限制、减少或纠正环境破坏、降低环境风险、生态建设等为使命的商品生产和咨询服务业——生态产业（又称环保产业）呼之欲出，并突显出环保技术开发应用和创新的重要性。

其二，产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型之谜。

产业结构高度化理论认为，随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会下降，由资本密集型替代，继而又让位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和知识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轻工业部门多为劳动密集，重工业部门多为资本密集，而生产者服务业多为知识和技术密集而又是高技术劳动密集的。

片面追求发展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而忽视本地基础雄厚的传统产业显然是愚蠢的做法。企业如果盲目地争相进入新兴产业，却处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则会有很大风险。如果不顾条件简单地只支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而排斥鞋业、服装业、玩具业等本地优势产业，会误导地方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升级是演进的过程。要重视传统产业对地方的税收、就业、资本积累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支持企业通过产品创新、过程创新、营销创新、组织创新，提高传统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获利地位与能力。

传统产业中也需要高技术应用和创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例如时尚的服装和鞋类产品的设计样式、颜色、质料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或知识特性，这些产业可以获得国际竞争力。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时，本地传统产业可以将低端环节转移出去而向制造高端产品升级、向设计和营销等服务环节升级。因此，问题不在于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所从事的产业，而在于企业所处的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也就是说，产业升级的分析单位需要从“产业”“部门”转向“价值活动”或“价值链环节”。

其三，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和一二三产业比重之谜。

很多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都是“调优一产、壮大二产、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而调整的成效通常用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变化来衡量，逐渐增加二产比重，实行工业强省（市、县），进而加大三产比重。

按这种思路，轻视农业而转向制造业的倾向很难改变。中国仍有很大比例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高端蔬菜花卉品种、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农业尚未摆脱依靠土地而不是依靠先进技术和服务的局面。殊不知，在丹麦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农业在经济中仍然重要，以生物技术引领的先进农业仍然盛行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在我国，尽管制造业基础还不够强大，尚处于艰难发展之时，社会上对制造业的轻视却在加剧。很多企业刚刚获得一定的资本和知识积累，本该继续做强和做精产品，增加其核心竞争力，却逃离制造业。一些企业上市后，面对所融到的大量资金，为了吸引眼球而寻求所谓“热点”，忙着圈地，多角化经营。一些企业缺乏创造力和无力创新，使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强调服务业，把增加第三产业比重视为产业结构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德等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很多公司把生产线放回本国，它们认为外包会降低公司对市场的敏感性，因为设计师、工程师、咨询专家、消费者远离制造端，公司无法快速反应客户的需求。

欧盟2013年产业结构报告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联系正在日益增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服务业。强大的制造业有助于其它经济领域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制造业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增长会蔓延到服务业，这一点特别重要。在GDP中，服务业份额越来越大是由于较高收入对服务的需求弹性，随着收入的增长，最终需求往往转向服务业；相对来说，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率比劳动密集的服务业的生产率较高，制造业价格相对下降，因此从就业来说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移位很明显。

发达国家自1995年以来制造业企业对中间业务的使用已横跨增加几乎所有行业。中高技术的制造业不再被机器操作员及装配线工人所支配，而是越来越多地将服务作为其业务流程的一部分，更多地使用与服务相关的员工，更多地在使用服务中创新，以提高生产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流程的效率，从而提高生产率，进入潜在的新市场。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着“载体功能”。例如智能手机的销售需要使用软件应用等服务，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而设备制造商对于软件服务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载体刺激着服务活动创新和质量的提升。

其四，建设园区和新城之谜。

科技园区和新城等在局部营造创新环境的关键，是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创新，并非房地产本身。当前，国内一些地方政府正试图布局新的园区，制定产业结构调整的路线图、调整标准以及时间表等等，把产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寄托发展园区经济上。但有时适得其反。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增长方式的口号下，对GDP和权力的追逐使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人为地制造各类“项目”，忙着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并没有很好地关注企业的空间战略和实际空间行为。

当下各种名目的园区和新城建设方兴未艾，但往往过分重视园区硬件建设而不重视创新环境；只引进国外该类产业的概念而不重视我国某地区这种产业活动所处的价值环节。过多的不切实际的产业地产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增加了资源消耗，恰恰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大敌。

应该说，园区或新城建设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政策措施。例如丹麦为加速农业和食品业的创新，正在奥胡斯市（Aarhus）建设3万平米的农业食品园区（Agro Food Park），这是区域政府与产业合作的集群动议，使农业科技研究所、知识中心和二十多个专业化公司等机构为农业和食品技术研发和应用密切合作，该项目将于2020年建成，将会使丹麦在肉、奶等农牧业和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加强大。

然而，投入巨资建设园区或新城本身是有风险的，要因地制宜地规划和建设。园区和新城是对企业的承诺，以促进经济发展和营造创新环境为初衷，要经过长期的耐心的努力，吸引足够的企业和机构，在合作机构的促进下，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产业融合，知识溢出，不断催生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充满创新氛围的和谐的产业社区。依靠外力的发展要逐渐与培育本地社区的内生动力结合，否则难以持续。

第五，企业规模之谜。

企业的规模分布、大小企业比例与部门业绩和产业竞争力密切相关。一方面多区位的大企业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小微企业数量和贡献占比增加。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并充分重视中小微企业。例如，在欧盟2013年企业总数中99 ％是中小企业，提供约65万个就业岗位，并有强劲的增长潜力，有大约200万个中小企业主要在非资金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中新生。中国需要鼓励企业家精神，发展创新性中小企业，培育创新集群，发挥中小企业的集体效率。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下我国内需增长强劲等为创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机不可失。

综上，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是其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果。各个部门的就业份额和附加值取决于生产率增长、需求结构和国际贸易等诸多因素。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不合理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产业结构毫无认识却空喊产业结构优化，结果却可能使产业结构恶化。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位置，均源于技术相对落后和创新生态系统不够良好。企业需要技术创新，还要踏踏实实从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的研制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做起。产学研需要互动合作，还要从改革科技评价体制做起。一句话，还是要回归以教育为本和技术立国这个根本问题上来。

原文来自：王缉慈 研究产业地理和园区二十余年，探索集群理论的真谛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