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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文:【文章导读】“王公传统”:迥异于西方范式的中国城市规划的独特之处

文首300字: 图片源自网络。今天的我国规划同行们喜欢谈论公众参与、社区规划,注重将民众的诉求和需要纳入到设计之中,将自身看作是城市或者社区民意的代言人。从中可以看到民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西方现代思想对于我们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我们的民主观念受西方影响,而目前我们使用的理论也几乎全部来自西方。于是,似乎西方的就是中国的。然而,我们可能很少会问下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高度文明史,其中......(2019-06-03 1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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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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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王公传统”:迥异于西方范式的中国城市规划的独特之处


图片源自网络。

今天的我国规划同行们喜欢谈论公众参与、社区规划,注重将民众的诉求和需要纳入到设计之中,将自身看作是城市或者社区民意的代言人。从中可以看到民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西方现代思想对于我们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

我们的民主观念受西方影响,而目前我们使用的理论也几乎全部来自西方。于是,似乎西方的就是中国的。然而,我们可能很少会问下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高度文明史,其中不乏影响世界的文明国度,中国难道没有什么特质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吗?百年以来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西方现代知识,是否就是中国知识的全部面貌?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许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维持其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统一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生产水平相对落后、通讯技术不发达、医药卫生等各项公共事业欠发展的年代。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的特点,或者说中国的某种独特性,或许真的存在于这种统一的古代大国之中。

问题在于,究竟该如何去探索发现这些特有的基因。

《》2019-3期文章《隋大兴的知识体系:以历史人物为线索的文献考察》(作者:郭璐)向我们展示出什么是中国的独特之处,以及如何尝试去发现中国的独特之处。

文章首先梳理了隋代大兴的流程。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正式颁布迁都诏书,这是大兴的标志性事件,以其为分界点,大兴规划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陈谋献策”,制定战略决策,主体内容是论证迁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明确新都定位,并确定都城选址和总纲;第二阶段为“创造新都”,进行具体的布局、建设。  

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两个阶段的参与主体的知识构成进行了分析。

第一阶段“陈谋献策”,其主要参与者是隋文帝、高颎(时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苏威(时任太子少保兼纳言、民部尚书)所构成的最高政治统治集团,所凭借的是集战略思维、典章制度于一体的政治智慧与施政才能。太史令庾季才所掌握的被称为“天地秘奥”的天文、地理与卜筮的知识,也在都城选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创造新都”,高颎、宇文恺、刘龙、贺娄子干、高龙叉等是主要参与者。高颎负责将最高统治集团的战略决策贯彻于实际的创制营构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宇文恺以其熟谙古今经典的学识与高超的空间布局技巧,主导了城市空间的划分和形态塑造。刘龙、阎毗、何稠等大匠长于设计与工艺,应主要负责宫室、官署、寺观等重要公共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工部尚书贺娄子干主管土木工程营造,并掌管百工,以人力管理的才能和勤劳踏实的作风参与规划工作。太府少卿高龙叉主要保障新都建设的资金和物资供应,这需要的是统筹管理资金和物流的知识。

最后,经过综合归纳,文章提出在隋大兴的中存在一个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规划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各类型的知识,涉及政治、社会、经济、自然科学、艺术、技术、管理等各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群体;而且,它们并不是零散的观念或知识的堆积,而是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各类型知识直接指向实践的各个阶段,从战略决策到布局建设,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是结构化的知识,可以称之为一个知识体系。

这一知识体系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体系,它不从属于特定学科或专业,不对应于特定职业,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征,具有“王公传统”与“工匠传统”的双重属性。所谓“王公传统”,是由国家最高统治集团所主导,即基于政治谋略、典章制度、天地秘奥等进行论证、定位、总纲与选址;所谓“工匠传统”,是与具体操作的经验与技能相关,包括空间布局的技艺、设计工艺、人力与物力管理的技术等。这两个属性又与职官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前者主要由“辅弼之臣”即三省六部的政务官员主导,高颎、苏威等作为三省首领,属于此列;后者主要由“府藏之臣”,即九寺五监的事务官员主导,宇文恺、刘龙等同属此列。

文章主体部分从战略决策的参与主体和布局建设的参与者两个部分展开分析,结构清晰,论证合理。从中读者可以明晰的了解到隋大兴城规划建设包含的两个阶段,即战略决策的前期阶段和布局建设的后期阶段。需要指出,前者即规划战略决策知识,综合了政治谋略和典章制度等,与习惯上的工程建设思维和知识不同,一直以来也特别容易被忽视。

文章总结出“王公传统”,有利于启发规划师突破“匠人”或者“工匠”思维,更完整的参与到建设活动中,也有利于重视和发展规划中应该有的战略思维。对于丰富和推动世界规划学术而言,“王公传统”中政治谋略的考量等也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对规划历史、规划理论和战略规划感兴趣的读者不要错过这篇文章。

( 感谢《隋大兴的知识体系:以历史人物为线索的文献考察》文章作者在导读编写中提供的帮助。)

 图1  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隋初中央文官官制

Fig.1 The civil official system of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Sui Dynasty with three departments and six ministries as the core

注:隋初设有十一寺,后逐步发展形成“九寺五监”的成熟体制。


 图2  《隋书》所见高颎大事年表

Fig.2 Chronology of GAO Jiong based on the record of Suishu

资料来源:据《隋书》之《高祖纪》、《高颎传》等绘制。


 图3  隋文帝迁都诏书所见新都规划的论证、定位与选址

Fig.3 Demonstration of the planning, as well as positioning and site selection of the new capital in the imperial edict


 图4  隋大兴规画布局过程推测

Fig.4 Speculation on layout planning process of Daxing in the Sui Dynasty

资料来源:据《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与《魏书》卷八十四《李业兴传》绘制。


 图5 隋大兴的实践机制、知识体系与职官体系

Fig.5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body of knowledge and official system of the urban planning of Daxing in the Sui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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