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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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北京的经济总产值首次超过天津，后者也失去了民国时期中国“第二城”地位。

近日，习近平在北京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2013年5月在天津调研时，习近平就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对于天津，有怎样的未来和机会？

近代北方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

从明永乐二年赐名天津起，这座城市迄今已有整整610年的历史。

天津建城的前期一直没能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直到1860年，这个北方港口的历史被彻底改写。那一年，《北京条约》除确认《中英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又增加了扩大侵略的条款，增开天津为商埠，天津也成为继烟台和牛庄之后北方第三个商埠。

此后，西方各国在天津设立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并在租界中进行吹泥垫地，疏浚海河航道，改善了天津的投资环境。

为了适应中外关系变化的新形势，1861年，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办理北方三个口岸通商和涉外事务的“三口通商大臣”，到天津就职。1870年11月，清政府任命48岁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接管原“三口通商大臣”的职权，常年驻守天津老城东北角（今古文化街对面），不再回直隶总督保定府办公。天津逐渐成为华北的政治中心，同时握有清政府重要实权的李鸿章便以天津为基地，积极筹划各项洋务事宜，从而使天津成为北方的洋务运动和近代化的中心。

李鸿章代表的洋务派建立机器局、开平矿务局，成立开平铁路公司，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有铁路的城市。中方生产的煤将洋煤挤出天津市场。以天津为中心，在天津、北京、烟台、牛庄、上海五处试办“海关书信馆”成功，由此诞生中国近代邮政事业。

洋务运动时期，天津的大发展奠定了近代工业化的基础。工业的发展成为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首先增强了天津城市的经济实力，使城市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天津由一个单纯的商业贸易城市发展成为以工业为基础，具有先进的交通通讯设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

工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天津城市地域的扩展。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海河北岸开始开发新城区，即河北新区，在新城区的规划建设中，率先在中国采用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也称“北洋新城”。

1904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二家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成为天津第一家新式银行，也是天津金融中心萌芽的开始。袁世凯掌权的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业开始迅速发展，创建于20世纪前后的天津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别被称为“北四行”、“南三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四行”的发展势头迅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的金融领域。根据复旦大学樊如森博士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天津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工业、金融中心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截至1948年，天津的经济总量和城市人口数量都仅次于上海。

就其综合经济实力而言，它已经成为近代北方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在天津的经济辐射与带动之下，三北的广大地区，各个行业的近代化和外向化水平，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从而大大提高了北方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改变了宋室南迁以后，北方在全国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趋势，使这里重新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2013年：人均生产总值位居省级单位第一

天津曾经的辉煌，在曹禺的《雷雨》、《日出》中可见端倪。1949年之后，这座城市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53年，北京的经济总产值首次超过天津，后者也失去了民国时期中国“第二城”地位。

计划经济时代，天津市没有一项国家重点投资项目，加之作为河北省会的八年，大量高校、工厂外迁，以及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天津在中国经济版图中逐渐下沉。而且，天津毗邻北京，北京利用首都优势集聚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教育资源，产生“大树底下无大树”的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天津经济增速曾一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9年广州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天津，重庆直辖之后也一度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天津。

世纪之交，南方地区发展迅速的深圳和苏州也超过天津，天津的经济地位在全国的排名不断后退。

回首世纪之交的那段历史，中国的区域经济出现严重的不均衡，东西部的发展沟壑不断扩大，国家推行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但是南北差距却常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经济迅速发展，而同样有着优越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的环渤海地区却发展相对缓慢，并出现特殊的“环京津贫困带”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推行了一系列旨在缩小区域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区域发展战略，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中部崛起等。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写进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标志着滨海新区首次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也被解读为中央对天津滨海新区的肯定。2006年国务院通过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确定天津的城市性质为：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国务院对天津的新定位，给这座城市带来了重大机遇，而天津也借机扭转了经济颓势，取得了较大成绩。

2013年天津市生产总值达到14370.16亿元，与领先城市的差距不断缩小，占上海的比重由2001年的36.8%提高到66.5%，人均生产总值超过95000元，位居省级单位第一名。其中，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68.29亿美元，位居全国第一；金融业增加值超过1200亿元，排在沪京深之后，位列第四；天津港吞吐量超过5亿吨，成为世界第四大港。天津滨海新区经过20年的发展，2013年底经济总量超过8000亿元，与南京、青岛等副省级城市相当。

发展的短板

虽然天津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短板还是十分明显的，这就决定了天津从本质上还是一个二线城市，难以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这些劣势如果不及时弥补的话，会影响天津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最突出的短板首先表现在：徒有中心之名，无中心之实。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全球城市研究专家Sassen的理论，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中心应该是生产体系中处于节点核心位置的城市，比如跨国公司总部云集的北京。2013年麦肯锡在城市世界研究系列中，将北京与东京、巴黎、纽约、伦敦并称为世界五大商务中心。

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以北京为总部的企业，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粮等参与资本输出、跨国并购、矿产开发、工业生产和销售，体现了北京在生产网络中的控制、协调和辐射作用。截至目前，财富世界500强有49家总部在北京，超过东京和巴黎，位居全球第一位，遥遥领先于上海的7家和深圳的4家，而天津只有1家。

总部经济薄弱是制约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最大障碍，同在华北地区的天津实际上是以北京为核心的经济金融网络的一部分，而非北方城市体系的核心，这就决定了天津难以引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的进程，不能渗透和带动周边经济进步和发挥北方经济中心的作用。

其次，人才培养和人才吸引力较差。天津本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相比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数量少规模小，且精度较差。天津本地只有2所985、4所211高校。2013年，两院院士增选，北京新当选人数为53人，上海为8人，而天津无人增选，这从侧面反映了天津在本地人才培养上的匮乏。

在争夺未来经济制高点上，人才将起到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天津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的情况下，人才的引进是迫切的，仅仅依靠高等教育并不十分发达的天津一地恐难维持满足。

但天津市的生态环境、工资水平和服务业短板从根本上制约了高端人才的落户，无形中与京沪深的差距不断拉大，使城市缺乏创新的土壤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优势是什么

天津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了一些比较优势，这为天津未来的崛起、扩大在京津冀、环渤海和北方的影响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是天津拥有优越的区位和便利的海洋优势。港口优势是天津较之北京最大的优势。

从中国内部来看，东部是优势区域，从环渤海和京津冀看，天津是优势区域，是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的交汇点，是整个环渤海的中心，是京津冀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天津港腹地广阔，70%左右的货物吞吐量和55%以上的口岸进出口货值来自天津以外的各省区，对腹地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较强。

二是京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错位发展和合理分工。

在中国的版图上，同为直辖市的北京和天津是一对“姐妹城市”。2003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启动，充分享受国企改革的红利和中国入世的优势，以筹备奥运会为契机，大力发展服务业，十年之间，北京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2013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80%，服务业增加值位居全国第一，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结构性转变。而与此同时，天津的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健康、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特的先进制造业优势。

三是天津的常住人口增长迅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充满活力。城市经济学中，考察城市发展或者衰落的重要指标是常住人口的增长。2007年以来，天津的常住人口增加了370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尤其是第六次人口普查以来，三年间增加近190万，净增量超过京沪，体现了天津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有一定的吸引力。

未来的发展

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2013年5月在天津调研时，习近平就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天津，该如何发展？

首先要加强环渤海和京津冀的区域整合，建立环渤海经济圈实质性协调发展机制。天津居于京津发展轴线的增长极上，天津的港口、制造业和发展空间对北京的发展具有吸引力，而北京的科技、金融、文化和政治资源也为天津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尤其是目前北京地区城市人口逐渐饱和，规模不经济现象日益突出：交通拥堵、物价房价攀升、雾霾严重的情况下，天津要主动承接北京的部分城市功能，这对北京的发展也是积极的。

因此，天津的发展应和北京的发展战略相协调，主动放下直辖市的架子，并努力成为带动京津发展轴线发展的制造业生产和研发、国际物流和现代航运中心。

天津也应主动协调和周边河北省沿海地区在港口、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合作。

在环渤海区域的各港口城市之间，有长期商贸联系的历史，但由于受行政区划藩篱的制约和经济政策缺乏一致性，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功能雷同、相互牵制的现象突出，如天津港与唐山港、秦皇岛港和沧州港目前的竞争就处于混乱状态。因此，要使天津在北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贸易窗口与龙头功能得到真正发挥，有赖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实质性协调发展机制的形成。

同时，以申报天津自贸区和综改创新区为契机，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努力推进滨海新区产业升级。

2013年底，李克强总理考察天津提出建设投资与贸易便利化综改区，试图从天津打开北方改革的突破口。天津“两区”的申报实际上就是推进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和金融化。具体来讲，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创新区应该与自贸区结合起来，起到互相补充和促进的作用，通过两区的获批为滨海新区营造更加开放的自由贸易环境和更宽松的市场环境。

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应当具有更好的金融环境：包括法治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政府机构职能以及服务方式、人才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但是种类齐全，而且传统金融势力不强，天津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阻力相对上海自贸区要小，靠近北京的各个监管机构，与中央政府沟通更方便，获取不对称信息的能力更强一些，因此从天津为起点推进金融创新也不失为一个好的设想。

未来天津自贸区改革是顶层设计，而发展路径应该是由下往上的倒逼式推进，所以需要天津和滨海新区政府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脚步快一点，需要具有承担风险的担当。把自贸区和综改区集中打造成天津新的名片，由一点区域发展带动全市发展，进而带动环渤海和全国的下一轮改革。

原文来自：瞭望文 | 王晓阳

作者系牛津大学金融地理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