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模：8座似纽约，20座似洛杉矶，50座似费城

尽管，许多人都在抱怨大城市所带来的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等大城市病，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都明确指出特大型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负面作用，指出了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在中国，每年还是有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特别是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数据显示，每年涌入北京的常住人口就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规模。

被人们自豪地称为“大苹果”的纽约有800万人口，而在中国有8座这样的大城市：广州有1300万、北京有1800万、上海有2300万。中国有20座规模类似洛杉矶的城市，近50座城市与费城不相上下。这些城市都出乎你的想象。

“超级城市病”正显现

诚然，这里有许多单调乏味的建筑和乱象丛生的拥堵道路。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中，都能看到推销欧洲名牌的巨型广告牌，与纽约市中心的广告展示着同样优雅的欧洲大陆风情。中国消费者喜欢麦当劳、肯德基及星巴克，但同我们一样，他们有关格调的概念源自欧陆。

据《工人日报》报道，截至2012年末，中国内地共有地级以上城市288个，设市城市共计658个，建制镇有19881个。其中市辖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地级城市共有127个。而乡的总数已经从1998年的25712个锐减至2012年的13281个，半数的乡已经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或被撤并，或成为城镇。

但是，吸纳进城人员的主力城镇，却不是这近2万个镇、860个市辖区或368个县级市。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涌入的是特大型城市。仅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外加广州、深圳两市共六个一线城市，总人口数量就已经破亿，“超级城市病”正在显现。

向特大城市的人口迁徙，使得一线城市的人口规划屡屡被提前突破，并且资源到达所能承受的极限。北京市曾规划，到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目前该市人口早已突破2000万大关。上海市常住人口则已经到达2380万人，且还在呈继续上升的态势。而在人口增加幅度中，非户籍常住人口贡献了“大头”。上海市2012年户籍常住人口1420万人，比2011年仅增加8万人，而这还是连续19年来上海户籍人口首次出现正增长，但上海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在2012年时为960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25万人。

目前，一些一线城市的各项资源承载力已经突破极值。以北京市为例，仅水资源一项，北京市当地水资源只能承载667万人，现实供水量的水资源承载力约1000万人左右，仅相当于现有人口规模的半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所能承受的人口密度极值为1023.97人至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人口密度由1999年的766人/平方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1230人/平方公里。

中国最佳城市人口规模该多大？

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博士、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刚峰，持续研究中外城市人口规模问题已经逾10年，他提出，中国最佳城市人口规模应该是200万人左右。

张刚峰说，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倒U形或者说是钟形，也就是说城市的扩张一定存在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就走向“规模不经济（diseconomy of Scale）”，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是降低而不是升高的。

我们的许多学者与官员热衷于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作为某些学者和地方官员心目中标杆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规模往往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在美国，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九个，而在欧盟，亦只有十八个，且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是超过1000万的。把所有已经工业化的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市区人口超过200万的也只有区区的11个，远远少于目前中国市区人口已经超过200万的城市的数量。

在最佳城市规模的研究中，最流行的理论模型是亨利•乔治定理。1987年，美国学者卡里诺基于美国82个城市的数据，计算了城市化集聚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现1%的生产要素的增加，其产出增加在裴奥里亚市能达到1.9%，在辛辛那提是1.4%，在肯萨斯城和圣路易斯是1.3%，在波士顿是1.2%，而在当时美国的第四大都市费城，则只有1%，也就是说在费城这种规模的城市，城市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完全消失了。

卡里诺的研究表明在人口规模十余万的小城市，由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最大，但它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急剧下降，在城市规模达到150万以上时就基本上消失了。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日本国立政策研究研究生院大学副校长金本良嗣和日本电力工业中央研究院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大河原徹、筑波大学社会经济计划研究所的铃木努研究了日本城市的都市化人口集聚所带来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发现规模在20万到40万人口之间的城市，其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最高，达到20%。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邓肯•布莱克和美国布朗大学的弗农•韩德生在1999发表的研究表明城市的集中度（city concentration）与外部规模经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表明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不应该集中于少数几个中心城市的“超级”发展，而是要更加分散的多个城市的均衡发展，或者说发展起一大批均衡分布的城市群。

张刚峰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利用城市化来提升经济运营效率的话，最好的路径是发展中小城市，而不是大城市，更不应该是人口超过200万的超大型城市（mega-city）；另外，需要更多城市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少数几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超级”发展。

“我们中国当下面临的城市问题和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一个世纪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既有相似性，又有我们的特殊性。需要解析中国当下特殊的城市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城市问题和对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这样说。

美媒：中国将特大城市合并成特大地区做错了

美媒称，从某些标准看，重庆是世界上最大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官方人口数字是2900万，约同沙特人口一样多，非官方数字是3200万或更多。光是市中心就有900万，其数十个卫星区如涪陵和万州本身就是大城市。尽管重庆总面积相当于奥地利那么大，但它正要成为一个面积更大的特大地区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建造地球上最大城市区的努力之一。重庆将成为更大的川渝地区的一部分，包括成都和四川的13个城市;首都经济区包括北京和天津;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和香港，长三角地区则以上海为中心。

并非只有中国在发展特大地区，大东京地区、华盛顿-波士顿走廊也具有相似的人口规模和面积。但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却把它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实验室。

理论上，更大城市区的吸引力是它们会创造出更有效的服务，比如交通和卫生，还能把繁荣发展的各城市生态系统连为一体。但麻烦在于，中国的特大城市和特大地区在建设过程中并没着眼于令大都市的优势最大化和缺点最小化。

更重要的是，特大地区是围绕着有限的几个城市中心建造的，其中很多城市中心由上班族和住宅区形成的一个个同心圆所包围，这令交通变得如地狱一般，污染也恶化。

美国智库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的报告得出结论说，在中国10个发达的和新兴的特大地区中，只有少数几个呈现出多中心发展。这是个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人人都想在离城市中心近的地方工作，这导致房地产价格极高，交通成了头疼事。

城市规划师埃里克•马尔卡松说：“为提高增长速度和生产率，城市最终需要更多中心。”不幸的是，中国看来并没遵守城市规划师的建议。拿北京为例，居民约2000万，由一条条城市环形路所围绕着，严重拥堵，甚至很好的地铁系统也极其拥挤。政府要将北京与天津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合并成为一个巨大超级大都市区。然而，河北不太可能将工人从北京吸引走，因为拟议中的“京津冀地区”中的其它地方很大程度上还是郊区。

原文来自：BWCHINESE中文网 作者：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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