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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 | 赵燕菁图文编辑 | 芋头尽管货币对经济的重要性早已被从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的众多经典经济学家所注意,但现代增长模型却很少将货币纳入理论的核心。经济学家们大多专注于具体“植物”即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忽略了变迁的“气候”即增长的货币环境。特别是在那些基于均衡的新古典模型中,货币几乎完......(2018-11-27 06:18:51)| 本站微文频道仅收录微信文章标题与文首300字  |   作者: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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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 中国何以崛起(一)


| 赵燕菁

图文编辑 | 芋头



尽管货币对经济的重要性早已被从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的众多经典经济学家所注意,但现代增长模型却很少将货币纳入理论的核心。


经济学家们大多专注于具体“植物”即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忽略了变迁的“气候”即增长的货币环境。特别是在那些基于均衡的新古典模型中,货币几乎完全从增长问题中消失了。


不同于传统的增长理论,本文力图阐明:货币不仅对财富增长和制度变迁有显著影响,其实货币本身就是增长问题的核心;在今天的中国,货币生成的核心制度就是土地金融,房地产问题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问题。

 

分工模式与货币供给


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AllynYoung,1876–1929)重新发掘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此即“斯密-杨格定理”。


据此,所有经济增长都源于分工制度的进步。这一陈述将增长问题转化为分工问题,即:增长模式的选择,就是分工制度的选择。


分工的成本主要有两个,一是计算的成本,二是信任的成本。所谓计算的成本是,当参与交易的商品种类超过三种后,计算两两商品之间的均衡价格就会变得极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会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加呈几何级数增长。


所谓信任的成本是,当商品需要跨时间分工和空间交易时(非即时交换),交易双方为确保兑现承诺所支付的成本。


为克服这两种交易成本,人类创造出一种被称作货币的制度。所谓货币,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做交易媒介的商品,所有商品只要知道和货币这种商品的比例关系,就可以确定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


图1是五种商品交易的场景。如果每个商品的生产者要完成与其他生产者的分工,就需要四组价格。分工的参与者越多,要确定的价格数量就越多。寻找不同价格之间均衡的难度就会呈指数增长。


如果其中一个商品被拿出来作为交易的媒介“货币”,剩余四个商品的生产者只需要一组相对“货币”的价格,就可以完成与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分工。


只要有足够的货币,无论商品种类如何增加,市场只需知道该物品与货币的一组交换比例,就可以知道该物品与所有种类物品间的交易比例。计算的成本因此可以大大降低。

 

图1.商品交易与货币产生

 

货币出现更重要的意义,是为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交易提供了可信的工具。有了货币,一个农夫用不着担心春天借出去的种子是否在秋天得到归还,他只需获得货币,交易马上就可以完成;一个猎人也不用担心商人能否卖出猎物给他不认识的农夫,只要商人付出货币,猎人和农夫的交易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模型描述了作为货币的商品(即货币的锚)的两个重要特征:


其一,有成本。这个成本就是用作货币的商品退出使用的机会成本,比如盐、绢帛、贵金属、贝壳串珠或干脆一组商品(再如监狱里充作货币的方便面就不能再来被食用)。货币自身的价值越高,创造货币的成本就越高。当币值低于币材的价值,货币(比如铜币)就会还原为币材(铜币熔铸为铜材)。


其二,广泛供不应求。作为货币的商品,其核心特征是必须具有交易各方都愿意接受的流动性。一旦该商品(哪怕是黄金)被充分供给,流动性就会消失,这种商品也就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前提。创造货币,其实就是创造流动性。由于流动性往往与供不应求共生,导致货币的获得难度极大。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1926-1995)指出:“我们可以一直向前推到古代某个时刻,当时,充当货币的实物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物品,也就是说,当时,人们之所以需要充当货币的商品(比如黄金或白银),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可供消费、可以直接使用的物品。”几千年来,尽管货币的形态发生了无数变化,但其商品属性却从未改变。


想象一个10种商品之间的分工。每种商品参与市场分工带来的收益分别是10元、9元、8元……1元。当消费者竞争决定价格时,边际消费者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决定了货币的价格。显然,货币越多,边际上货币的成本就越低。


在这个例子里,假设货币的边际成本是7元,收益10元商品获得净收益3元,收益9元的商品净收益2元,收益8元的商品净收益1元,加上充作货币的7元商品(净收益为零),货币作为一种供不应求的商品,只能满足三个产品4组交易,其余商品则由于使用货币后净收益为负,而无法进入货币分工。这部分分工要不就净收益很低,要不就无法被通过分工生产。(参见图2)

 

图2.货币不足导致只有部分交易可以市场化

 

这个模型揭示了货币数量对商品相对价格影响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当对货币需求无限大时,货币的增加并不会改变商品之间的相对比值,而是改变了分工的规模和深度。很显然,当货币数量不足时,很多商品或服务无法用货币交易,从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用效率较低的非货币合约分工。


此时市场上物价体现为“钱贵物贱”;当货币数量充裕时,更多商品或服务可以通过货币交易。非货币的契约分工模式弱化。这时,市场上物价体现为“钱贱物贵”。相同的物品,市场分工越发达,价格就越贵。


循此,人类解决分工交易成本问题就出现两种相互竞争的文明,一条是基于集体主义的文明,主要是通过专制、服从、信仰、禁忌等社会契约降低成本,完成分工;另一条是基于自由主义的文明,主要是通过货币等市场手段,在自由交易的基础上降低成本,完成分工。


为了方便讨论,在本文中将基于货币的分工制度定义为“市场”,基于合约(强制或资源)的分工制度定义为“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增长问题就转变为用什么模式展开分工的问题。


在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货币非常稀少,只有使用货币分工后净收益最高的少数商品和服务可以通过货币分工。市场在经济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较低的份额。


在这样的时代,集体主义文明是社会分工的主要形式。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不断发现和创造分工效率更高的契约形式(如,家庭、宗教、军队、公司、政府)。通过社会契约分工的集体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达到顶峰。


第二种增长道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货币分工的效率远大于契约分工的效率。由于货币数量不足,经济的潜在生产力被抑制了。释放这部分潜在生产力的前提,就是获得足够的货币。只要货币增加,全社会的分工水平乃至生产力就会提高。这就是所谓的货币数量增长理论。


还是用前面10个商品的例子。假设所有非货币分工创造的净财富是真实收益减去货币自身成本。那么当货币增加,边际上商品生产者的货币成本下降到3元时,社会净财富就会从原来的11元增加到29元。(参见图3)

  

图3. 货币增加带来的市场分工扩大

 

由于基于货币的分工效率远远高于基于契约的分工效率,于是经济就被分为高生产率的市场经济和低生产率的契约经济。多少分工能采用高效率的市场模式,取决于能供应多少货币。在以商品作为货币的时代,通货供给恒小于交易需求,货币问题也因此成为所有文明经济增长的核心。


同样道理,一旦货币消失,经济也会按照同样的比例成倍萎缩。由于货币和非货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工制度,两种制度转换必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按照这个理论,可以得出判决式的推论。


首先,商品货币存在的前提是货币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通货膨胀而是带来商品(或服务)种类的增加;第二,货币的增加会导致传统依靠集体主义文明的分工模式的解体;第三,货币的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的逆效应--经济萎缩,也就是商品、服务及相关就业的减少,经济重新向传统的组织分工复归。


货币增加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是带来社会分工的深化这一假说,是货币数量理论与传统货币理论(即“货币中性”假说)最大的不同。


正是源于“货币中性”假说,现代经济学没有能将增长与货币联系起来。图3近似地描述了货币数量与价格的关系。同所有商品一样,供给相对需求增加,货币价格就会降低,货币的价格(利息)就会下降,决定利息的不是什么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如费雪所说),而是边际上货币的需求者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


显然,货币供给充足,商品的价格(物价)就会上升,分工水平随之提升(为什么低息的货币环境对财富增长和市场竞争极为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货币增长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来分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表面上看,货币带来的增长总是伴随着货币贬值,但这种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和纸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有本质的不同。


货币增加推动商品价格和种类同步增加,推动经济走向繁荣。同样的商品,货币分工越发达,品类越多,价格就越高。而纸币增加只会导致通货膨胀,不会带来商品种类的增加。


在分析货币的价格效果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混淆“货币”和“纸币”。纸币从一开始就不是货币,而是方便货币交易的工具,其价值源于其标记货币的价值。


通货膨胀则是在货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改变纸币与货币的记账比值(比如“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钱都在一夜之间增加三倍”),造成购买力被稀释,进而造成所有商品用纸币标记的价格同步上升。


静态而言,纸币增加对交易双方是“中性的”,但却会在时间维度上导致价值度量的混乱,纸币数量不同,会给债务人和债权人造成不对称的影响,严重时会使跨期交易无法完成。


纸币必须通过购买高流动性商品的方式进入市场,代替这些流动性履行货币功能。高流动性商品就是纸币的“锚”。这种纸币创造方式也被称为有锚发行。一旦纸币无锚发行,纸的价值(而不是原来的作为锚的商品)就成为货币的本位。


由于纸与多数商品价值落差巨大,几乎购买任何商品,都需要极大比例的纸来对应(以至于搬运纸币的成本都会超过纸币本身的价值),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典型的例子就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民国末年的中国。即使到了今天,纸币型通货膨胀在在津巴布韦、委内瑞拉这些国家依然挥之不去。


当纸不再具有流动性(无人接手),纸币的货币功能随之消失,依赖纸币的分工就会退回到以物易物契约分工的形态。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市场规模萎缩。纸币增加带来的价格上升和货币带来的价格上升,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理论上讲,只有纸币才可能“超发”,真正的货币永远不会“超发”,这是货币的定义使然。

 

信用作为一种商品


如果这一货币假说是正确的,创造货币就站到了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怎样获得足够的货币,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无论什么样的货币形态,其背后都是信用。任何货币的“发行”都必须经过市场这个“产道”才能被创造出来。货币就是相互竞争的商品中最有流动性的商品,是在广泛的交易过程中被市场识别出来的。古典货币不论制作成什么样式,本质上就是流动性最好(被最广泛接受)的那个商品。


“法定货币”(简称“法币”)制度,从表面上看似乎已脱离“实物”,但其流动性也必须通过“购买”具有流动性的商品才能创造出来,那个被购买的商品被称为法币的“准备”(或者“锚”)。这个商品可以是贵金属(银本位、金本位),也可以是其他就有流动性的实物(比如粮食短缺时代的“粮票”)。


在同等货币数量下,交易范围(空间-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带来交易深度(商品与服务种类)的减少(经济“内卷化”)。如果用M表示市场,Q表示交易的规模,V表示交易的种类,ɑ表示交易规模带来的货币需求,β表示交易种类带来的货币需求。


当货币数量一定时(ɑ+β=1),交易规模和种类存在“替代-取舍”的关系,即:规模大则种类少,规模小则种类多。用公式表示,就是:

M=QɑVβ (ɑ+β=1


如果把规模Q视作市场分工的广度,种类V视为分工的深度,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只有指数增长的货币,才能满足算术增长的市场需求。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交易规模(广度)越大的经济体,分工水平(深度)就越低。而一旦货币供给扩张(ɑ+β>1),市场的深度和广度M都会被成倍放大。


这组关系可以解释货币创造与市场规模奇妙的对应关系。相对于大国,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更容易获得足够支持其深度分工的货币数量。


为什么在货币不足的年代,常有小国获得与其自身规模不匹配的国家力量,大国反而很难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反过来,如果大国克服了货币约束,其分工的范围和深度就会远超小规模经济体,从而形成对小规模经济体碾压性的优势。


这也解释了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霸权国家更替,为何先是从百万级人口的西班牙、葡萄牙开始,然后是千万级的英国、德国,后来轮到亿级人口的苏联、美国;为何过去中国人口的增加会造成经济“内卷化”而今天却不会;为何当代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远超当年的“四小龙”和日本。这背后,货币数量所能支持的分工规模在国家经济竞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参见图4)

 

图4. 跨代传递财富导致分工水平下降(原本参与货币分工的C退回契约分工)

 

在传统的商品货币时代,随着财富的增加,跨代传递(储蓄)和交换财富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商品货币,只能通过收藏、贮存来传递财富。结果储蓄导致用于当下交易、正在流通的货币更加不足。货币相对人口减少,直接结果是经济“内卷化”:


分工水平不断下降,直至经济崩溃。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假设(粮食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成立的前提,是社会分工恒定。一旦货币增加带来分工水平上升,人口增加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正面因素。


货币角度的经济循环理论,也解释了为何越重视储蓄的经济,往往会越贫困。财富积累与通货紧缩共生的诅咒,给以商品货币为基础的传统经济设置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天花板。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以贵金属为代表的货币迅速向贸易繁荣的地区汇集,商业枢纽国家发现“顺差生成货币”可以避免财富代际转移带来的繁荣魔咒。这些贸易枢纽地区率先克服货币约束,形成基于货币的市场经济分工。追求贸易顺差以获得货币取代实物掠夺,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形态。


但也正是以贸易顺差为手段获取货币进而增强国内分工水平的增长模式,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表面上看,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是市场,是贸易顺差,但实质上争夺的却是货币,是分工所必需的信用。


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所言:“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凯恩斯发现:“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正如货币数量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顺差创造的货币使得分工得以深化。集体主义文明(包括基于宗教、血缘的政权)逐渐解体,自由主义文明开始兴起。1750年前后,欧洲以贸易为主的小型经济体(荷兰以及更早的威尼斯),最早发展出一种信用制度,用来交易“未来的收益”。这一新商品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市场分工的时间维度。


     “未来收益”逐渐从实物商品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本(如债券、股票、不动产等)。这为苏格兰经济学家约翰?劳(John Law,1671 –1729)在法国、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在美国探索信用货币--也就是将货币的供给与实物商品脱钩,转而以“未来的收益”债务为锚--进行了制度探索。


在美国尽管汉密尔顿通过交易未来收益创造货币的制度遭到了亲近小农、种植业者和平民大众的杰斐逊主义者长期的阻击,但其埋下的制度种子,使美国最早摆脱商品货币不足带来的约束,为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本。


美国也因此成为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文明的灯塔。正如理查德塞拉(Richard Sylla)所言,按照当时的标准,汉密尔顿的政策让美国很早就拥有了“世界级”的金融体系。这种体系在银行系统与其他金融市场之间创造了密切的协作纽带,使美国成为第一个“由金融引领”的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税收在国家信用乃至货币的形成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现代税收制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要向政府纳税购买公共服务,而政府只接受其发行的货币,从而赋予政府以公共服务为锚发行的货币以最高的流动性。


现在很多研究认为宋、元纸币的失败源于无节制超发,其实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开始拒绝接受纸币纳税,从而导致纸币流动性的丧失。

 

图5.信用货币的创造

 

1970至19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解体,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信用货币在全球开始取代商品货币,成为主导世界贸易的主流货币形式(参见图5)。所谓信用货币就是通过购买“未来收益”创造的货币。


只要“未来的收益”就有流动性,用“未来收益”作为准备的货币就具有流动性。实物货币时代,硬通货货币的流动性是用贵金属作为准备,通过购买贵金属“发行”;信用货币时代,最有流动性的“未来收益”就是硬通货。美元代表的就是这个流动性,其他货币只要购买美元,就可以发行以美国“未来收益”作为担保的货币。


现代信用货币是基于未来的收益,发行货币的前提就必须具有交易“未来收益”的市场,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市场”。交易“未来收益”的资本市场包括债券、期货、股票、银行贷款、典当等各种形式。


只要上述市场的资本品具有流动性,抵押这些资本品发行的货币就具有流动性。如果一个经济资本市场不发达,自身就不足以内生足够的流动性,就只能通过实物商品的顺差或对外负债等外生途径创造货币。


依托强大的资本市场,美元如同当年的美洲白银一样,源源不断输往世界各地,为世界贸易提供了巨量的公共产品--货币。货币分工(市场经济)模式挟降低交易成本的显著优势,催生了大量自由主义商业模式。


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文明借助美元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越主权的全球货币而席卷全球,货币成为推动全球化市场的核心发动机。


也正是在货币大潮的拍击下,以苏联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明开始坍塌。表面上看,美苏争霸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间孰优孰劣的判决性试验,背后却是货币制度变迁的结果。信用货币开启了人类分工的全新时代。


1990年代开始,从家庭到企业,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所有非货币信用的分工模式都开始解体。政府在外包,企业在缩小,大市场在倒闭;非传统、分布式的商业模式(网店、自媒体)开始风靡市场;代际交易的货币化,甚至造成家庭生育意愿的急剧降低。


特别重要的是,传统的货币现象开始消失。例如,尽管美元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周期,但通货膨胀反而消失了(参见图6);信用取代储蓄功能,使得储蓄对积累的重要性下降了;顺差在资本输出国贸易中的重要性下降了;利息(资本价格)差取代物价(实物价格)差成为汇率形成的主要因素,资本输出国可以通过利息操纵抵消商品出口国的汇率操纵……。


毫不夸张地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是数千年货币历史的分水岭,之前和货币和之后的货币有着本质的不同。


图6.1960-2000年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来源:Paul Romer,The Trouble WithMacroeconomics,2016

 

按照货币数量理论,在货币需求无限大的条件下,增加货币供给会带来社会分工的加深而不是通货膨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史无前例的货币制造没有带来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而是全球经济的大分工。(一个直接的推论就是,如果没有全球化,美元的供给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


反过来也意味着,如果美元紧缩,首先的牺牲将是货币分工收益较低的中国,而美国的物价不会下降,而是会上升。)只是由于货币千年巨变距离我们太近,其对增长的效果还远未得到完整展现。


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中国具有了独立的货币生成机制,不再依赖美元分工,中美这样的互补关系就会结束。而这正是2008年以后,泡沫高涨的土地金融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经济效果。


信用货币全面取代商品货币,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竞争规则:在新的经济竞争中,谁能创造更多的信用,决定了谁能主导市场。货币制度犹如一个平台,为搭载在其上的商业模式带来碾压性的优势。




封面图片来源: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dollar&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jQj7iSm_LeAhUFHHwKHYCiCgUQ_AUIDigB#imgrc=et_6NaEF8tfSOM:



(待续)




(本文原刊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原题“货币、信用与房地产--一个基于货币供给的增长假说”。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正文由作者另行增删改定。经授权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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