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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迈向全球城市过程中，与自然、文化和谐共生的城市色彩成为建设“美丽上海”、实现上海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重要途径。在系统梳理国外城市色彩规划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特点。前者多集中在城市色彩历史遗产的保护和色彩更新上，规模不大，很少出现城市宏观层面的色彩规划；后者偏重于城市色彩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管理，政府部门是城市大规模色彩规划的推动者。最后探讨国外经验对上海城市色彩建设的启示:

1 上海城市色彩营造的现实需求

1.1 上海城市色彩营造是践行“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基本方略，进一步明确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为了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我们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和优美环境的需要，为城市营造和谐美丽的色彩景观环境正是其中重要途径之一。顺应上海自然地域的特色，寻找上海的色彩特质，用色彩语言表达城市的个性、以色彩渲染城市、以色彩点燃生活，这是建设“美丽上海”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在上海的生动实践。

1.2 城市色彩营造是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保障

色彩不仅是城市景观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018年1月15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实施动员大会上指出，城市色彩是理解未来城市的一个切入口，寻找城市色彩的过程就是寻求城市品质的过程。这是迈向卓越城市的必由之路。城市色彩营造旨在创造城市整体和谐的色彩景观，一旦落实，可预期的效果将是惊人的，它不仅让上海散发迷人的色彩情调和文化格调，同时不失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应有的大气，推进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1.3 城市色彩营造是上海传承历史文脉、传播创新精神的新阵地

城市色彩也是时代的精神火花，是人们感应城市精神的源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了“五个中心”的新定位。让创新之火烧得更旺，不仅需要以创新为动力撬动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创新“场效应”的软环境设计。城市色彩为上海发展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传播创新精神提供了新的平台。

2 国外城市色彩规划相关研究

2.1 典型案例

2.1.1 意大利

最早且比较完整的城市色彩规划实践可以追溯到1800年的意大利都灵。当年都灵市政府委托建筑师协会负责城市色彩调研和规划设计，主要任务是协调主要街道和广场的建筑用色。该协会在通往都灵市中心卡斯特罗广场的主要游行路线上设计了一系列色彩走廊，其色彩方案取自流行色，并且只有获得重新粉刷许可方案才能得以实施。1845年，建筑师协会发布了近50年的研究成果，提取城市建筑中使用频率最高的20多种颜色进行编号，并制成了第一部城市推荐色彩图谱。

1978年末，布里诺教授开始着手重新设计、调整和恢复都灵原有的城市色彩风貌，每年约1 000栋建筑外墙在他指导下完成色彩修复工作。他不仅在档案资料基础上构建了都灵的“色彩数据库”，而且对城市中主要街道和广场的色彩修复提供了具体方案。布里诺教授这套严谨的色彩基础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历史遗产的色彩保护和修复工作。

2.1.2 法国

法国巴黎的让·菲利普·朗克洛教授是色彩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突出的贡献是创建了“色彩地理学”。该理论成形于朗克洛在日本京都学习艺术的经历，但获得广泛关注和传播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对古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的世界性思潮。

20世纪70年代，朗克洛教授在法国开展了多项色彩设计活动，这些设计旨在丰富住宅区的色彩景观、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法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初也进行了一些色彩规划。例如，1961年和1968年巴黎的规划部门对大巴黎地区完成了两次色彩调整，在对老城区历史建筑的调查分析基础上，提炼出城市的“色彩基因”，有计划地分类指导老城与新城的色彩发展。除个别现代建筑物，如埃菲尔铁塔、蓬皮杜中心等，无论历史建筑古迹还是普通民宅的墙体均由亮丽高雅的米黄色（即“奶酪色”）粉刷，而建筑物屋顶以及埃菲尔铁塔等主要以蓝灰色涂饰。因此，巴黎地区的城市风貌和谐统一，米黄色的墙身、蓝灰色的屋顶与巴黎温带海洋性气候特征相得益彰，赋予“奶酪”巴黎以“爱流泪的女人”的城市印象。

2.1.3 英国

1996年，英国景观学家米切尔·兰卡斯特教授提出了“色彩景观理论”。在《色彩景观》一书中，他主张将色彩视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元素，通过对环境中色彩要素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来表达地域性的色彩景观。他还强调色彩之间以及色彩与环境的关系，将色彩研究从局部地域上升到城市整体的宏观层面。

20世纪80年代，为了促进城市主要景观地区色彩的和谐统一，伦敦聘请了兰卡斯特主持泰晤士河沿岸的色彩规划和设计。兰卡斯特的规划强调河流固有的连续性，通过规划将整个流域的色彩景观有机衔接起来。针对泰晤士河上游、中游、下游不同水域的景观特征，各区段的功能定位以及不同的景观节点，兰卡斯特分别设计色彩方案。

2.1.4 日本

亚洲的城市色彩规划发轫于日本，缘起于1970-1972年间日本东京市政府邀请朗克洛对东京进行的全面色彩调研和规划。20世纪中叶，东京遭遇了快速发展带来的“色彩骚动”的问题，日本色彩规划中心在朗克洛教授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调研工作，分析、提取推荐的城市色彩图谱，完成了《东京色彩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日本诞生了第一部现代城市色彩规划的专业书籍——《东京城市色彩规划》。

1992年日本建设厅提出了“城市空间的色彩规划”法案，详细规定了色彩专项规划设计作为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的最后一个环节，必须由专家委员会批准才能生效，为创造良好的城市色彩景观提供了法律保障。1995年大阪市出台了《大阪市色彩景观设计手册》。

2004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景观法》。随后，日本全国各地纷纷展开了景观规划、色彩规划的编制工作。由此可见，在政府主导下，由国家法律、地方法规以及规划技术导则共同构成的色彩规划法规体系，引导日本城市的色彩变得更为和谐、有序。

2.2 小结

从1800年意大利都灵算起，国外对于色彩的研究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纵观其发展的历程，国外城市色彩规划实践大致可以划分为“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

（1）欧洲模式

欧洲城市色彩规划实践和研究主要由色彩学者推动，实践活动多局限在城市历史遗产的色彩修复和城市部分地区的色彩更新上，规模普遍不大，影响也相对有限，较少出现城市宏观层面的色彩规划，因此，自下而上的特征更为明显。对于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的色彩修复，强调历史文脉的延续，采用严谨的色彩调查研究范式；而对非历史街区的色彩管理则束缚较少，更加自由创新。

（2）亚洲模式

亚洲城市色彩规划实践和研究以日本为代表，尽管发展初期和“色彩地理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但城市色彩规划方向偏重于色彩法规的制定和色彩规划的实施管理，政府部门是城市大规模色彩规划的推动者，完善的法规体系、合理的规划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施架构，彰显了“亚洲模式”自上而下的特征。相比欧洲，这一模式在色彩的创新设计方面具有一定的限制性。

3 对上海“寻找城市色彩”的启示

3.1 开展色彩图谱基础研究，构建上海色彩DNA数据库

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城市色彩图谱不仅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更是城市色彩规划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明确了新时代背景下上海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上海城市色彩规划必须围绕城市建设发展的总体目标，按照“五个中心”的城市定位，结合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统筹自然环境、城市空间、历史文化等要素，抓紧开展城市色彩图谱的基础研究，建立上海色彩DNA数据库，为上海找回与自然人文环境的色彩关联，为后续的色彩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依据。

3.2 加快色彩规划编制工作，完善上海城市色彩法规体系

关于上海城市色彩的法规条文，仅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颁布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简称《条例》）中的第二十四条强调，色彩应当与优秀历史建筑相协调。但关于如何协调，《条例》中没有具体规定，更没有相关法规予以补充。因此，上海色彩规划的技术体系和管理制度相对比较薄弱，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和管理法规依据。借鉴日本的经验，建议将色彩规划的相关内容纳入地方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通过开展局部地区的试点工作，逐步形成上海色彩规划编制的技术规范和导则。同时，加快推进地方立法，制定地方色彩管理条例和工作程序，明晰管理主体和监督机构，以保障城市色彩规划的有效实施。

3.3 突出政府主导，探索城市色彩建设的“上海模式”

“欧洲模式”在色彩调查研究上的科学范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模式”在色彩规划管理上的系统方法，为上海城市色彩建设提供了两条可能的路径。实践中，以日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模式更适合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然而，日本城市色彩实践创新性不够，许多城市色彩和谐有余，个性不足，特色不够鲜明。作为特大型城市，建议上海仍应坚持政府主导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区两级政府积极性，同时强化各层面的公众参与，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中另辟蹊径，寻找一条符合上海地域特征的创新之路。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8年第4期《国外城市色彩规划实践及其对上海的启示》，作者：包晓雯，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邱惠英，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