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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文:从“中国城”到“华埠”:一个伦敦异质空间的迭代更新故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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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刊原创,谢绝转载内容合作请查看文末联系方式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伦敦历史上有两个华人聚集区,分别为“中国城”和“伦敦华埠”。对国人来说,中国城是身居海外时的情感归属与寄托;而对海外人士来讲,中国城则是他们认识和感知中国文化的窗口与摇篮。谈到中国城,我们总习惯将其与文化多样性或民族融合等话题相关联,但若将其看作“异质空间”的实例并纳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讨论范畴,我们又会有怎样新的发现?本文作者结合自身城市规划的背景与在伦敦生活的亲身体验,佐以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试图为我们解读华人聚集区域与伦敦城市社会发展相互缠绕且彼此影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行走在喧嚣热闹、酒吧剧院林立的伦敦西区,七拐八拐间突然进入了一个有几分熟悉的世界。双语店招、东方美食、牌坊、大红灯笼和建筑上艳丽的色彩与装饰物,这一切元素的组合都促使这个街区成为伦敦中心区的一个异质空间。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伦敦华埠(......(2019-02-07 10:00:00)| 本站微文频道仅收录微信文章标题与文首300字  |   作者:城市中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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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城”到“华埠”:一个伦敦异质空间的迭代更新故事 ①


本刊原创,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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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伦敦历史上有两个华人聚集区,分别为“中国城”和“伦敦华埠”。对国人来说,中国城是身居海外时的情感归属与寄托;而对海外人士来讲,中国城则是他们认识和感知中国文化的窗口与摇篮。谈到中国城,我们总习惯将其与文化多样性或民族融合等话题相关联,但若将其看作“异质空间”的实例并纳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讨论范畴,我们又会有怎样新的发现?本文作者结合自身城市规划的背景与在伦敦生活的亲身体验,佐以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试图为我们解读华人聚集区域与伦敦城市社会发展相互缠绕且彼此影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行走在喧嚣热闹、酒吧剧院林立的伦敦西区,七拐八拐间突然进入了一个有几分熟悉的世界。双语店招、东方美食、牌坊、大红灯笼和建筑上艳丽的色彩与装饰物,这一切元素的组合都促使这个街区成为伦敦中心区的一个异质空间。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伦敦华埠(编者注:在伦敦,官方道路指示标志上将Chinatown译为“华埠”,本文采取这一翻译与“中国城”相对,以区分伦敦历史上两个华人聚居区的存在)。然而除去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华埠无论在城市空间与建筑类型还是人群的多元性都似乎与城市其他角落并无差异。那么我们可以如何解读伦敦华埠这一城市片段呢?

左:夜幕降临下的伦敦西区夜景;右:华埠西侧华都街(Wardour Street)入口及中式牌坊(图片来源/flickr)

华埠街景与林立的中餐馆 (图片来源/google maps)

异质空间的抽象概念与现实映射

1967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一次面向巴黎建筑师团体的演讲中第一次将“异质空间”(原文为heterotopia,通常被译为异托邦。本文为了强调华埠这一实在的城市物质空间,因此将heterotopia译为异质空间)的概念带入建筑与城市研究理论,以此代表那些扰乱与对抗同质化的日常生活空间的空间、建筑或机构。在福柯之前,这个概念常被用在医学中指器官的移位或异位,或是某种组织生长在非正常的位置。由于这些组织或器官本身处于正常运作的状态,因此不会影响肌体的正常功能。在福柯的定义中,异质空间与其他所有场地相关联,却质疑、中和并反转那些它所指征、映射或显示的关系。


他指出,异质空间与时间的片段相关,可以将多个本身并不兼容的空间片段并置在同一空间中;异质空间拥有一套可以控制自身开放与封闭的机制,使异托邦既可以被外来物渗透,也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异质空间没有普遍或绝对统一的形式,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变迁呈现流动的状态和功能。异质空间与除它之外的所有空间相关联,这种关联可能有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异质空间是一种幻觉空间(space of illusion),意在使真实的生活显得更加虚幻;另一方面,异质空间可以是一种补偿空间(space of compensation),现实生活有多么无序混乱,这个异托邦就有多么完美、细致而充满秩序,与现实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即一种“补偿”。


异质空间的存在与社会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主流社会的偏好与权力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建构了相应的社会空间,在这些社会空间中处处反映着主流地位的社会文化所施加的权力话语。但同时,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弱势群体同样可以通过自己特殊的策略,在主流权力空间中开辟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这些叙事在占主流的均质社会空间制造了某种断裂带,使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福柯之后的异质空间成为一个开放命题。虽然阐述了几种异质空间的现实典型(如轮船、公墓、花园、博物馆、监狱等),但福柯从未清晰地界定究竟何为异质空间。可以说,他正是通过挑战这种对事物进行清晰界定的可能来叙述揭示当代城市越发模糊矛盾的状态。另外,在他有限的关于异质空间的文本中,也并没有阐释异质空间如何形成、异质空间意义何在、异质空间如何通过空间实践而产生以及如何判定异质空间的存在等问题。异质空间概念无限的开放性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众多解读的可能,包括将异质空间作为建筑创作方式、赋予城市容纳变化并发展变化能力的基本城市元素、以及完美的空间-社会体系中充满不确定性、多样性与矛盾的他者秩序等等。


异质空间作为命题的多样解读,使得很多城市空间都可以被视为异质空间,典型的例子包括历史街区、城中村、“越界”公共空间、成为先锋艺术区的废弃工厂等等。但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异质空间, 异质空间在根本上是一种被建构的空间,实际存在的城市物质环境固然有其异质的方面,然而异质空间更多是不同人群在心理、认知上对空间及其中的社会现实的他者性的建构。异质空间的产生有赖于不同文化环境与社会背景对异质的定义,也有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应对异质的策略。异质空间必须依赖于对某种正常或正确秩序的界定才能成立,反之,没有对异质、反常的界定,同质、正常的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为何要关注异质空间?在以上解读中,异质空间似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我们实实在在使用与感知的空间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如果将异质空间的概念放在后现代城市发展的宏观背景中,便可清楚的发现“异质性”不再是理论的阐释,对文化、原真性、多元差异等异质特性的追捧与消费使华埠这样的异质空间成为城市发展策略的重要环节,在较为自发的发展进程的同时还受到其他资本、文化力量的推动,不可避免被卷入整个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因此,通过异质空间的视角去解读华埠,并非试图老生常谈地简单描述华埠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而希望通过勾勒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解读具体的发展片段,思考这样一个以“中国性格”为原点的异质空间如何与伦敦这座城市一同发展,如何在不同时间点被不同的话语定义,它的未来又会有怎样的可能。

伦敦首个华人聚集地:莱姆豪斯“中国城”

伦敦历史上其实有过两个中国城。十九世纪末期的伦敦,在众多通俗文学、杂志、电影与流行歌曲中,隐藏着一个位于伦敦城东边港口区的莱姆豪斯(Limehouse)地区,神秘而危险的“中国城”。中英两国自17世纪起便开始贸易往来,早在1782年就有中国海员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到达伦敦。19世纪末,据说一些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水手因无法忍受东印度公司提供的糟糕的居住环境,逃出前往莱姆豪斯一带定居。有趣的是,莱姆豪斯在1746年就曾有过一个很短命的陶瓷厂复制来自东方的白瓷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后来自中国的移民会在这里落脚。

最初的莱姆豪斯“中国城”(右)与今天的Soho“华埠”(左)(图片来源/朱静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莱姆豪斯因为临近东伦敦港口区,航海贸易发达。为满足大量水手和劳动力的日常休闲娱乐,区域中开设了大量廉价客栈、妓院、酒馆和舞厅等场所,因而成为臭名昭著的贫民窟。加上后来一些中国地下鸦片馆的建立,更加深了当时主流文化为这片区域渲染出的罪恶、敌意与恐惧等负面印象。然而,除去媒体的夸张报道、大众莫名的恐惧与少数确实存在的违法行为,大多华人移民是友好低调的。他们的生意以服务社区内的中国移民为主要目的,如1901年开张的第一家中国洗衣店,1907年开张的伦敦第一家中餐馆。在逐渐形成的华人社区中,华人移民在咖啡馆与客栈里会面闲话,在商店里办理邮递与金融业务,还会在街道旁边的墙上看张贴的中国新闻。但华人并不是这一聚集地的唯一民族,还来很多来自于瑞典、丹麦、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移民也聚集于此。


或多或少被妖魔化的中国城不再安稳,移民的命运也不得不随社会变迁而颠沛流离。1905年,为了应对伦敦东部住房紧张的社会现状,也为了阻止俄国战争后大量犹太人的涌入,英国议会颁布了《外国人法案》(Alien Act),1914年被合并入《外国人限制法案》(Alien Restriction Act)。这一法案在1919年才得到修正,而在此之前中国移民进入英国也受到了影响。1920年,为了控制鸦片的传播,伦敦又颁布了《危险药品条例》(Dangerous Drugs Act),很多从事鸦片生意的中国移民被遣送回国。在此之后不久经济危机爆发,航运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不少中国人选择重回中国大陆或香港。二战时期,伦敦东部港区在德国的空袭中几乎被夷为平地,留下来的华人的日常生活再次遭到重创。战后,华人亟需重建家园,但是港区的衰落与航运业的不景气使他们难以再通过航海贸易为生,一些家庭便另辟蹊径选择靠经营小餐馆或外卖谋生。最终,1963年左右,华人聚居的这一地区被政府强制购买,用来大规模发展社会住宅,曾经的“中国城”逐渐销声匿迹。

左:1927年的莱姆豪斯“中国城”(图片来源/网络)

右:今天的莱姆豪斯仅剩一条名为“明街”(Ming Street)的街道和一条龙的雕塑,还残留着曾经“中国城”的痕迹(图片来源/Google map)

聚居流动与空间演变--伦敦华埠的诞生

17世纪,伦敦城西有一个叫“圣马丁场”(St Martin’s Field)的军事训练场。之后,伦敦因1666年大火陷入严重的住房危机,圣马丁场周边随即成为新的城市重点开发区域。1677年,这片土地的所有者杰拉德勋爵(Lord Gerrard)许可开发商尼古拉斯·巴尔本(Nicholas Barbon)在军事训练场以及周围场地上修建住房,爵禄街(Gerrard Street)及周边的住房于1685年正式落成。在此之后,巴尔本又在爵禄街东边开发了更多的住房,与牲畜交易所、市场大厅和屠宰场等建筑一起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新港园(Newport Court)。

伦敦大火(1666年)前的伦敦和圣马丁场位置示意图 (图片来源/ wikimedia)

1560s(左)与1682年(右)的圣马丁场一带 (图片来源/ wikimedia)

爵禄街所在的Soho一带曾经是有名的文艺街区,早在1688年就有很多法国胡格诺特派移民前来定居,到18世纪时吸引了更多艺术家、作家、政客来此生活和工作。这里曾被构想发展成上流社会居住区,但该愿景最终未能完全成型,到18世纪中期,在此居住的贵族富人也纷纷搬到更时髦的街区。19世纪开始,Soho一带逐渐发展出繁华与衰落两幅面孔,一方面,各种剧院俱乐部的兴盛使其成为夜生活与娱乐的代名词,而另一方面,街区的一部分犯罪频发逐渐沦为贫民窟。贫困人口不断聚集,糟糕的生活环境间接促成了1854年的霍乱,在此之后,Soho为数不多的少数贵族家庭也彻底搬离,此地随之被犹太和其他意大利与马耳他等地的移民占领。

1898-1899年伦敦贫困地图,Soho地区为中产、小康与贫困家庭的混合区(白色虚线框为华埠的大致位置)(图片来源/flickr)

二战结束后,遍布酒吧俱乐部、电影院戏院的Soho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犯罪频发、娼妓泛滥的黑暗地区。然而,该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房产租金与灵活的租期,逐渐吸引被迫离开伦敦东区找寻生计的华人移民在此落脚,并以餐饮业为突破口。多种因素的叠加使街区里的中餐馆生意迅速扩张:二战后从远东打仗归来、喜爱东方美食的英国士兵和驻扎的美国士兵成为了中餐馆的主要客人;早期几家餐馆的成功吸引了很多华人企业家彻底离开莱姆豪斯,转战爵禄街定居;1962年颁布的《英联邦移民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Act)允许已经有了合法居留身份的第一代移民家属来英国与家人团聚,带来了更多华人劳动力;同时,还有很多因为香港土地改革而失去耕地的农民来到伦敦寻求新的机遇。华人移民的定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Soho发展的走向,由于当时Soho一带色情行业发展迅速,很多“正派”生意纷纷迁出。为方便整治,地方政府威胁当地居民要把整个街区拆平,但华人企业家们还是因为街区低廉的租金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无法放弃此地。最终,在伦敦当地居民和华人移民的共同努力下,Soho得以留存,伦敦华埠也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样貌。

1978年的华埠街景(视频截图)

从歪曲到客观--文化想象中的华埠

与其说中国城或华埠作为一种异质空间拥有着与其他城市空间本质上不同的特质,不如说他们是在“多元文化”的概念尚未进入主流视野之前人们对陌生化、他者化的人群与空间的文化想象与建构。百年前的中国城其实仅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移民社区,即使各类人口普查常常夸大中国移民的数量,那个人们口口相传的充满罪恶与恐怖的中国“城”不过由两条街道的片段组成,规模很小,直到1914年时一共只有30多家中国生意,定居的中国移民不过几百人。二十世纪初期对中国城异域化与邪恶化的渲染无疑与当时对所谓“黄祸”的恐惧相辅相成,那种无法涉足该社区的恐惧大多来自白人主流社会的宣传,以凸显华人移民作为“他者”的存在。它更多是一种“想象地图”(imaginary cartography),在实际的城市空间之上投射了来自社会意识形态的敌意与恐惧,即使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国移民是友善的,但与移民并无过多亲身接触的伦敦市民还是难以抛除他们对华人社区的偏见。

左: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博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图片来源/https://images-na.ssl-images-amazon.com/)

右:1900年的报纸,报道特别强调了伦敦“中国城”的居民其实是善良友好的一群人(图片来源/

https://www.wikiwand.com/en/The_Mysterious_Dr._Fu_Manchu)

在今天的华埠形成初期,Soho因为与夜生活、赌博业与色情行业以及性少数群体的关联,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肮脏之地,身处其中的华埠也因此间接背负了所谓的负面形象。然而,对异域美食的新鲜好奇,佐以同期的反种族歧视与民族认同运动,大众对移民与文化融合的取向态度逐渐包容。华埠渐渐从一个被敌意的空间转变为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空间,满足市民对遥远的东方的想象。今天的伦敦华埠从城市空间的氛围特征、人口构成等方面看仍然是城市中一个异质的存在,但这种异质性不再是令人恐惧的对“主流”秩序的挑战与颠覆。随着社会对移民、外来文化与多元生活方式的认识与接受,华埠所代表的异域、差异、共存与多元被伦敦这座以自身多样性为自豪的城市接纳与拥抱,逐渐融入“主流”的城市秩序与文化话语。但即便如此,直到今天,华埠还时常被各类音乐影视作品塑造成伦敦这座国际大都市中一个或充满繁华与幻想、或神秘危险的地方,只是这种想象渐渐少了几分敌对,而多了更多尊重与客观的描摹。

Liam Gallagher歌曲‘Chinatown’mv中的华埠

BBC电视剧集“神探夏洛克”中的华埠

※ 参考资料(下滑查看)

· Dehaene, Cauter, Dehaene, Michiel, & Cauter, Lieven de. (2008). Heterotopia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 / edited by Michiel Dehaene & Lieven De Caut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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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cault, M., & Miskowiec, J. (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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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phyrios, D. (1982). Sources of modern eclecticism: Studies on Alvar Aalto.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 Shane, D. (2005). Recombinant urbanism: Conceptual modeling in architecture, urban design, and city theory. Chichester: Wiley-Academy.

· Hetherington, K. (1997). The badlands of modernity: Heterotopia and social ordering. London: Routledge.

· http://blog.visitlondon.com/2013/02/visiting-the-past-londons-original-chinatown/

·http://www.bbc.co.uk/london/content/articles/2005/05/27/chinese_london_feature.shtml

·  British Library 2009 project ‘China: Journey to the East’

·  Seed, J. (2006, October). Limehouse blues: looking for Chinatown in the London docks, 1900–40. 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 62, No. 1, pp. 58-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ttp://london-chinatown.info/chinatown-history/

·  The Prince’s Foundation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City of Westminster (2008). ‘A Design Strategy for Chinatown’

·  http://chinatown.co.uk/en/about-us/

·https://www.wikiwand.com/en/Commonwealth_Immigrants_Act_1962

·http://www.bbc.co.uk/london/content/articles/2005/05/27/chinese_london_feat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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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静宜,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成环境学院规划系博士研究生,系《城市中国》第三批海外观察员

文/朱静宜  编辑/刘雅妮+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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