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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这是一篇2016年发布的文章，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请注意内容的时效性。

城市设计涉及到建筑、景观、公共艺术等不同领域，这种跨领域的综合性和组织性形成了城市设计的无界特征，不少人因而担心城市设计法定化会损失了它的灵活性。我们汇集了来自规划界、地产界、教育界、媒体界、公共艺术界8位嘉宾的声音，看看不同视角的碰撞会带来哪些启发？

钱源，万科城市研究院院长，万科设计公社社长很多界将会被打破

互联网行业中很多地方都需要设计，而且设计密度很大，但这些设计未必都和专业的设计师有关。现在的工具可以让所有人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不仅是专业背景上的界，很多“界”都将被打破。虽然“界”变得模糊，但是对“人”的关注一如既往。

在万科的开发项目中，物理空间已经从“小区”变成“社区”，我们的服务也从“有界”变成“无界”。如何定义“社区”的样子？在现代科技手段下可以用什么组织模式？我们要做到在“界”混杂的过程中有正向的帮助。

魏皓严，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应对更加流动的未来

互联网、大数据改变了人类认知和使用空间的方式，空间行动的决策方法也要跟随而变。面对很多不可预知的变化，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更加流动的未来？

电影《复仇者联盟》中的“神盾局”，负责网罗超级英雄，在联邦政府之外拯救世界。城市设计的运作就好比一个城市中的神盾局，一方面使城市设计成为发动机，给开发商设定条框，又启动一些事件，面貌生动有趣；另一方面多变的做法也使得城市设计变得暧昧不清，但这种无界的运作策略恰恰是比较吻合城市发展内在逻辑的。

通过媒体加强正效应城市设计具有双面性。首先，它是一种政策行为，通过行政力量组织各方一起实现质量提升，这种行为是有界的；而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城市设计可以说是城市的理想，每个市民都可以参与，因此它无界。

第二，一个消费社会中的社会行动，媒体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强。城市设计是好是坏，需要透过媒体和大众进行沟通，覆盖到每个人，让他们参与到城市设计中来，以避免负效应。另外媒体也可以是实体。就比如一个餐厅通过招牌、节日氛围、台阶等微设计，影响到街道上的其他业主，从而改变了整条街的面貌。

冯原，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视觉研究中心主任，公共艺术策展人

万年框架下的领悟一万年前的城市大概产生于农业革命，而城市设计只和当前的后现代主义城市有关。在这个万年框架下，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边界。大都市的商贸功能已远超万年城市，但仍然一直在创造交通交换中心——高耸的地标摩天楼和重要的CBD；第二，空间边界在今天是城乡。过去有城墙的城市是利于管制的，今天的城市要管制到什么程度，与城乡边界很有关系。第三是社会关系。后现代社会的交往高度增强，城市社会关系拥有更广泛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为城市设计带来“无界”的特征。因为从社会信息、生产的整合上来看，城市设计可能成为一个龙头，整合不同的社会领域，让各界人士参与其中。

边兰春，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书记有根而无界

城市设计思维应该有根。第一个根来自于对生活意义的真正理解。对于城市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并不是规划师、建筑师、景观设计师、艺术家就能对城市的未来做出最准确的描述。城市设计从参与的人员上看，一定是广泛且没有边界的。第二个根来自于对城市空间实现过程的准确把握。不同主体能做的城市设计工作是相对有边界的，但每一个环境所容纳的不同生活，决定了环境的塑造过程多种多样。第三个根来自于学科的融合。过去，城市设计在官方语境下属于规划学科。现在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已正式划定为三个一级学科，我认为这恰恰是三个学科必须融合的开始。未来，城市设计的讨论一定是无学科界限的，如此才能有效地探讨实施过程中有界、有序的内容。

王伟强，同济大学教授，城市影像艺术委员会主任以问题为导向决定无界

城市设计的无界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多样的参与者共同塑造城市空间。他们在城市空间的研究上是一种利益相关的共同体，只是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力量、选择不同的程度参与。另一方面，我认为以深圳为代表的是一种“城市快速扩张期的城市设计”。西方城市早已跨越快速增长而进入到社会修复、城市更新的阶段，城市设计不再是以目标为导向，而是进入了以问题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因为面对的社会问题多样，所以工作方法也必然多样，这就决定了城市设计更加无界。

黄伟文，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主任，公共艺术中心主任向民间智慧学习突破界限

我认为城市设计的边界是由用户和设计对象所决定。用户是城市的主体，如果没有突出主体，很多设计就是有问题的设计。另外不是城市设计师要赋予城市某种形象或是具体的形态，而是要去问这个城市，问城市的系统，如市政、道路、能源、环境、水文等想要成为什么形态。所以从了解设计对象的角度，城市设计也不得不突破自己的专业界限。

在深圳30多年的发展中，规划公众参与也只是一个自上而下、从专业人员传递到非专业公众的过程，能实现的活力、开放、分享，可能还不如自组织的城中村。未来我们反而要向用户学习，向非专业的实践、现象学习，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些民间智慧可能会给城市设计更多启发。

匡晓明，同济大学教授，《城市中国》出资人

做设计的应该是市民把城市设计按有无用户分成两类，城镇化前20年出现的很多新城之所以千城一面，我认为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直接的用户信息。到了存量规划阶段，终于出现了直接的用户，我们只需辅助他们表达。设计师把市长的想法、开发商的的意图、老百姓的想法一起放进来，揣摩真正的用户——“市民”的想法，未来的城市会越来越接地气。

从城市设计的空间层次来解释，越是宏观，规划师的作用越大；越是中观，建筑师的作用越大；越是微观，景观师的作用越大。这种自身丰富性也决定，要么培养建筑、景观都学的城市设计师，要么必须是多方参与。

既然城市设计跨越专业界限、对接社会触角是未来趋势，那么“规则”和“创造”若继续成对出现，如何让城市设计的作用更清晰？

边兰春，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书记好规则好设计

在实现城市形态的建设行为中，自上而下的占了绝大部分，这是一个基础。对于这部分要如何加以规则规范，以及新规则会对城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规则真地限制了好的空间塑造，又该怎么来面对？

我认为一方面是怎么样适应规则。所有的设计师在参与的过程中要利用现有的规范，尽可能地创造出最有价值的空间来；另一方面是规则怎么样支持未来城市生活需求。一系列条文规范，包括设计导则的制定，都要跟未来需要的生活空间塑造结合起来。这样看来，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也可以有好的设计。

王伟强，同济大学教授，城市影像艺术委员会主任不适合制定新的体系

我比较赞同把城市设计纳入现有的城市规划管理条例中，因为在城市设计更宏大的议题和学科建设里我们还没有深入的思考，像艺术家一样的创作使城市成了很偶然的拼盘，漠视了城市本身的客观规律，这时不适合重新制定一套体系。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做以下的事情：

1.通过追溯城市设计的历史渊源，思考下一阶段城市设计可能遇到的问题；

2.加大对环境的管理、公共领域的强化、社会交流的强化等这些城市设计社会议题的关注；

3.解决谁来做城市设计和为谁做城市设计的问题；

4.理性看待目前“市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关注自下而上的城市设计诉求；

5.在历史主义的城市设计和创新发展中能不能找到第三条道路？

黄伟文，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主任，公共艺术中心主任以实施拓展边界

城市设计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我一直提倡从产品设计、工业设计中引入设计思维，引入强烈的用户观念，如何把设计变为现实是设计师必须要考虑的事。

城市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画出蓝图，而是要考虑整个过程，考虑实施中可能碰到的问题，让每一个想法去影响城市；如果做不到，就是没完成的、没价值的城市设计。一个好的城市设计师要了解用户需求，把项目组织起来，甚至去说服有能力的政府或者开发商去变现、落地、真正影响城市。我希望未来以实施为原点，去拓展城市设计的边界。

匡晓明，同济大学教授，《城市中国》出资人

给“好人”空间并限制“坏人”中国的城市发展不能忽视两个属性：一是宜居性，二是竞争性，因此当年新区扩张时出现了很多非实施性的城市设计，但恰恰是这些概念性设计构成了新城发展的初稿。

城市设计也不能忽视两个属性：一个是空间管控，另一个是创造性。城市设计的核心是设计，必须有极大的空间去创造城市的个性，创造令人惊喜、令居民感到自豪的东西。

基于这些考虑，我更倾向于选择一些比较成熟的体系，形成一种让大家都能适应的新环境。城市设计管控体系应该给“好人”机会，不能限制太多；但必须关注那些“坏人”——学识和经验不足的设计师，一旦方案实施可能破坏性极大。

钱源，万科城市研究院院长，万科设计公社社长转型的四个切入点

首先建议转向用户驱动的视角。现阶段的城市设计都是B to B模式，未来如何做到B to B to C非常重要。

第二，我建议分两类选择C端：一类是经济驱动，另一类是共同福祉驱动，两者的公共性是不同的。

第三，关系的问题。作为开发商，我觉得更好的状态是能够运用学术力量改变一些人的看法。所以与选择的对象平和相处，看得更远、想得更长，可能更好一些。

第四，善待存量价值。对于大量被低估的城市空间，应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和更好的手段，让时间叠加得更充分。如果在动手轻重的问题上有法律或规范的制约，让大家都不那么短期地去看待利益，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魏皓严，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制定交往的规则城市设计以行动为导向肯定要制定规则，问题在目前的操作平台上，后续设计师和制定规则的人在空间想象上出现冲突，这才导致了对规则各有说法。

在权力意志和资本意志之外，社会意志和力量已经涌现，而且交往所花的成本和整个社会建设的成本比起来小得多，未来的城市设计必然是趋向于社会有交往的状态。

认为别人没有理性，那是霸权。个人的理性都是自以为是的理性，只有交往以后才能达成共同的理性。所以面对未来，城市设计首先要制定的不是空间规则，而是交往的规则；其后才能在界定设计行为的同时，保证创造的空间。

自下而上更加清晰的认识城市

数据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手段和思维模式，对城市设计会有一些启发。MIT有一篇文章，描述通过社交网站的照片来认识一个城市。在城市不同地方拍摄的成千上万张照片，被计算机识别出来，排布到地图上，相当于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知。同时我们也处在社群为主的时代。这些社群对公共空间有着比规划师更为深入的体验。城市设计从设计、管控到最后运作，如果依据都来源于市民，在制定策略时将更有说服力。

冯原，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视觉研究中心主任，公共艺术策展人历史观讨论城市设计

20世纪城市的核心结构，我称之为兼具求新美学和恋旧美学的核心结构。未来主义、现代主义这些求新美学，把工业化以后的新技术产品改造为我们可以接受的美学标准。没有想到的是，被抛弃的旧技术会被恋旧美学一网打尽，在城市里形成了共生性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后现代，创造了文化多样性，也创造了城市的多样性。今天恋旧美学在城市生活方式的引导上已经超过了求新美学，无论是绿道，网络上的磨坊、驴友、古村落、寻访历史之根……完全是现代性之后的历史风貌性体验。从这个角度上看，现在可能真的再次走到分水岭上，数字媒介、电子技术和大数据所营造的分水岭。不妨把历史作为经验和镜子，看我们今天对城市设计整体趋势的判断是否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