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装批发市场搬离北京开始:疏解大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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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这是一篇2014年发布的文章,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请注意内容的时效性。



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和业态将转移出北京中心城区,一个疏解大北京的开始。

2014年元旦,年近六旬的老张夫妇像往常一样,一早赶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下称“动批”),打开自家的棉衣店大门。老夫妇经营这家棉衣店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

此前,老张夫妇的孩子也在旁边开店,但经营状况不好,已先行回到老家谋生。老张夫妇也萌生退意,“如果生意继续萧条的话,再干一两年,也回老家去”。

一则在“动批”流传的消息让老张夫妇的抉择更显紧迫——有媒体称,“动批”将要迁出北京。传言一周后就得到证实,1月7日下午,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孙硕表示,“动批”市场中的批发市场和业态将转移出北京中心城区,现有服装批发零售业态调整为服装零售、展览展示、现代电子商务等业态。

受北京市政府委托,参与相关方案前期调研的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总监陈智国也表示,“‘动批’搬迁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此外,北京另外几大批发市场也传出搬迁消息。其中,拥有25年历史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现已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交易规模最大的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2013年交易额达510亿元;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则号称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服饰和纺织品批发集散地。

1月8日,丰台区副区长刘宇确认,位于该区的新发地和大红门两大批发市场会长期存在,但将进行产业升级,仓储等低端业态将逐步外迁。

对于要建设“宜居城市”的北京来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特大城市病正严重考验着城市主政者的治理能力,而将人口疏解成为政府一个“自然的选择”。

不过,在经过近十年的人口控制努力之后,北京市逐渐认识到,人口作为一种资源,不可能通过完全的行政手段进行控制,因而试图将之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城市功能外移、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境整治等结合起来。

2014年北京市“两会”上,市长王安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对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要进行人口评估和交通评价、水资源评价,研究建立与人口调控挂钩的政府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

几大批发市场的升级和搬迁,正是北京市新一轮疏解核心城区人口、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先行动作。

“动批”风云


尽管与过去相比略显萧条,今日的“动批”仍然是拥挤、热闹、便宜的代名词。

1月20日中午时分,已过了最热闹的早市,拎着小推车,拿着黑塑料袋的进货商依然熙熙攘攘。在东鼎服装批发市场一层,不少店铺门口地上铺满了服装,店家和进货商头也不抬地清点着货物。

因价格低廉,货品繁多,批发市场催生出一批“动批族”,他们淘出大量当季服装,然后回家进行搭配,网上还有“动批购物指南”,比如建议大家前往淘货时在厚棉服里穿上清爽的衣物,因为人太多温度高等等。

“动批”“大红门”等北京知名的大型批发市场,最初的形态均为“马路市场”“地摊经济”。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河北承德、保定、辽宁兴城的务工人员,多以拉板车为生,业余时间就在北京动物园对面的西直门外大街南路摆地摊、卖服装,很快开辟出一条嘈杂的致富之道。

几乎同一时期,以温州人为代表的个体经营者纷纷来到丰台区南苑乡的果园村、时村一带,租住当地民居,大多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形成所谓“浙江村”。1988年,浙江村的拳头产品是“皮夹克”,生意红火一时,此后几年,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倒爷”进村采购,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此后,北京东城又形成了面向外国人的雅宝路、三里屯、秀水街等最初的服装国际贸易市场。

彼时,北京的商业流通领域刚刚放开。“那时的北京还处于大规模人口集聚期,欢迎大家都来创业,搞什么都可以,还顾不上考虑高端低端的问题。”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总监陈智国说。

30年后,几大市场今非昔比。“动批”已经发展成拥有金开利德、东鼎、世纪天乐、天皓成、万容天地等几大服装批发市场,营业面积30万平方米,服装批发摊位约1.3万个,物流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年营业额达到200多亿元,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的超级市场。

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更堪称“巨无霸”。2010年,已拥有100多万平方米营业面积,10万多从业人员,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整个商圈有39家大型服装、家纺商贸城,年营业额300多亿元。

形态上,几大市场也早已告别当年的“马路市场”。2005年北京市政府提出:将影响交通和环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逐步调整出中心城区。当年上半年,市商务局要求逐步迁出或撤除东、西、北四环路内以及南三环路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小商品市场,引导保留的小商品市场加快调整经营方式,促进批零功能分离,积极创造条件,向百货、超市等业态转变。

“当时是从发展的角度引导和规范市场,诚信经营,假货少一些,档次高一些等等。”陈智国说。这次改造的明显效果是实现了“退路进厅”,告别路边摊时代。

在研究北京产业变迁的陈智国看来,“动批”和“大红门”不是简单的服装批发市场,而是一个区域消费甚至文化的符号,如同中关村在创新领域的地位,有着它们独特的魅力和存在价值。

根据北京市规划委的统计,北京城区中有上百个小商品交易市场。仅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区的小商品市场就吸纳了约20万外来人口就业。

单中心城市的堵和乱


北京市现今的城市格局,自1949年后便已初定。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的规划领导小组提出《关于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进一步奠定了北京“多功能集中式”布局的雏形,北京的空间发展以旧城为中心向周围的郊区扩展。

按照规划,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可容纳600万人,另在郊区建设若干“卫星城”,且基本规划出了环线与放射线结合的道路系统,即所谓的“摊大饼”形态。

一系列规划使北京成为单中心城市,并发展到极致。单中心发展的结果是,市中心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就业机会和资源,北京73%的就业,90%的优质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中心城区内。

这种城市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导致市中心过于拥挤。截至2014年1月,北京地铁工作日的日均客运量在1000万人次左右,峰值运量达到1105.52万人次,堪称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目前,北京多条地铁线最小发车间隔逼近世界极值——90秒。

随着2008年举办奥运会,北京城市定位出现转折,“绿色、人文、科技”三大发展理念成为北京市的目标。为此,争议多年的首钢最终搬迁。

此后的2010年8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市调研时,提出建设北京“五都”的概念,即把北京打造成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

“其中最难的,就是将北京建设成为宜居城市,这意味着北京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必须要得到解决。”陈智国说。

陈智国所在的研究机构隶属于北京市社科联,2013年承接了北京市的城市功能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课题。课题组认为,“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要素中,人口是核心。”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三分之二的外来就业人口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住宿餐饮和建筑四大行业。

课题组还分析,除了各类批发市场,医院、学校也集中在中心城区。比如,每年仅外来人口就医达到5000万人次,这也是造成中心城区交通、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原因之一。“相对于医疗教育等功能来说,外迁批发市场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也能够产生显著效果。”陈智国说。

北京的决策与课题组的研究相当契合。在2013年12月举行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形象,“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继续淘汰高耗能企业、一般加工业企业和服装、建材、小商品等批发市场”。

了解政府决策背景的北京市委党校教授曾宪植分析,“动批”等市场搬迁的直接原因是“治堵”。

“‘动批’位于西直门附近,这里铁路交通、地铁交通、公共交通枢纽汇集,一天有四五十万人流量,再加上那么多人去‘动批’买东西,天天堵得一塌糊涂。”曾宪植说。大红门市场也是如此,如果开车从西三环到木樨园桥,南拐一进入大红门商圈,立刻会被卡得难以动弹。

其次,北京考虑的是“治乱”。曾宪植认为,批发市场人流聚集,加上那里的摊位70%为10平方米左右,消防等措施跟不上,卖的又都是衣服等易燃品,人流量大,安全隐患突出。

谁来选择搬迁地


在政府看来,类似“动批”的大型市场属于低端业态,其投入产出并不划算。西城区区委书记王宁曾算过一笔账,“动批”每年给西城带来经济效益约6000万元,但政府支付的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超过1亿元。

2014年1月16日的北京市人大小组讨论中,副市长陈刚表示,“北京必须从源头上控制人口增长,要控制产业发展和经济规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表示,每年北京GDP的增加数值,大约在1500亿到1600亿元,要保持这个增速,就业人口大约需要增加40万人,需要土地大约30平方公里到40平方公里,所以必须发展高效益,耗能、耗地少的行业,也不需要增加那么多就业人口。

从产业自身的角度考虑,“动批”等市场的转型升级也是形势所需。电子商务的兴起对服装市场的冲击尤为明显。黑龙江人张霞的店铺位于金开利德二楼,已经营业五年多,“网购对我们有很大影响,我们自己都网购了”。同时,随着不断扩张,批发市场摊位也出现了空置。“动批”中的万容天地等新开业商场,人流量明显较少。

大红门服装城办公室主任陈峰表示,该市场正在考虑转型的问题。2014年,服装城所属的集团将引进一些知名的餐饮、大型超市品牌,并准备通过工作室等形式提供服装设计和研发。

“按照市场规律,有的商业跟不上地区的发展和需求,就会被自然淘汰,不需要政府的强制。”陈峰说。不过,作为中低端服装批发市场,不论是“大红门”还是“动批”,现在依旧客流量很大,批发零售需求仍然存在。

但政府显然希望转型升级能更快一些。2013年10月,北京市发布《北京“设计之都”建设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到2015年初步形成国际设计资源聚集的局面。曾宪植介绍,“动批”搬迁以后,原址可能重点发展电子商务业,包括一些大的网店和高端设计室。

陈智国所在的课题组则建议,可导入高端服务业,比如金融、商务、文化消费企业,“这些跟目前的城市功能定位更加契合”。其中一部分还可成为向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如绿地、图书馆、展览馆等文化消费设施,以提升城市品位,“如果以后单纯做写字楼、商业金融,交通拥挤和人口密度仍会是很大问题”。

目前为止,“动批”的商户还没有接到搬迁的通知。

1月16日,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表示,北京已跟河北进行了深入研究,河北现在提供了多个备选搬迁地,包括廊坊的永清县、固安县,今年上半年将确定“动批”搬迁选址,有消息说保定和张家口也在备选之列。

在陈智国看来,“动批”等市场经过多年发展,才达到如今规模,政府规划一个新地方,会不会有人气是商户最担心的地方。“要让商户参与选择,他们的选择往往比较准确,政府更多是牵线搭桥,通过区域减税等手段进行引导较好。”陈智国说。

清理人口不减反增


在通过产业升级,重新规划人口同时,北京市仍在使用传统的人口调控手段。自2000年以来,北京一直试图疏解东西城区的人口。

从实践来看,为了完成北京市下达的人口调控指标任务,城六区大部分都是通过危房改造等政策和项目,将人口调控的重点指向了常住人口中的户籍人口。东城区甚至为此专门在区危改办下设置了人口疏解科。这个目前只有两个人的科室,主要负责东城区人口疏解统筹规划和政策研究;组织协调、督促相关部门人口疏解工作的落实;协调危改项目外迁房源的筹集、分配管理工作。

然而,随着老城区“原住民”的转迁,人口密度并没有下降。北京市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介绍,2010年至2013年,各区县都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市政府下达的人口调控指标,比如朝阳区减少20.4万人、海淀减少16.4万人、大兴减少5.4万人、顺义减少3万人等等,但北京2013年常住人口却在201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68万。

王安顺也透露,经过各方努力,中心城区西城区疏散迁出8万户、20多万居民,却迎来了30多万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这抵消了老城区疏解人口的效果。

此外,北京一直试图驱散所谓低端人口,近几年采取的措施包括清理人口倒挂村、地下室等,新一轮的行动则是清理群租房。

西三环苏州桥东北的紫金庄园,地理位置优越,从来不乏租户问询。如今,这座小区里面到处贴着“坚决打击非法群租,维护业主利益”的红色条幅。

“原来小区内二房东特别多,现在公安局、房产局、城管挨家挨户敲门,有隔板的全部拆掉。”附近一位房产中介人士说。

自2013年12月26日以来,北京市开始整治“群租房”的运动,按照要求,至2014年2月底,每个区县至少确定两个违法出租问题突出的居民小区或村庄列入市级重点挂账名单;2014年3月至年底,全市全面开展治理。

由于北京市缺乏低端服务业从业人群或是初来北京就业人群的居住条件,地下室、群租房等是这部分人群首选。如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的10多万从业人员,大部分是外地人,他们一般都住在地下室、厂房、仓库等条件较差的居所。

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上半年,全市共有群租房3.8万户,11.9万间。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看来,北京市“以房控人”的方式疏解低端人群,并不能将他们“撵”出北京,只会让这个群体的居住环境更为恶劣。

多家房地产经纪公司介绍,北京市的清理措施,使外来人口无法再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住所,进一步推高了本地房租的上涨。记者也了解到,北京市周边村庄的农民房在2010年后又有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这些月租金在500元左右的单间成为许多低端群体新的重要居所。

1月19日,列席北京市人代会的市住建委主任杨斌表示,对于治理群租房后租客们的去处,正在探索研究两种方式,一是在城乡接合部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公租房;二是城区将建设一些条件较好的“公寓”,提供给收入稳定的人群租住。

“大城市病”何解?


北京市政协委员、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认为,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为这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

连玉明的研究显示,按全国每年新增流动人口1000万以及北京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4%的比重计算,北京外来人口未来仍会以年均40万至50万人的速度增长。

“人口从增长到平稳有一个过程,北京总体还处在上升通道,调控有难度。”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飞也坦言。

“既然如此,政府只能通过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而不能指望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人口疏解来完成,否则只会产生更多的问题。”陶然说。

人口集聚是功能集聚的结果。小商品批发市场只是北京市功能的一小部分,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规划部主任文辉看来,大的功能不疏解,仅搬迁小商品批发市场于事无补。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时,就已在通州新城预留出了行政办公区,为将来分流市区过于集中的行政资源做准备,“至今未有相关部门提出搬迁意向”,承接了北京市人口疏解课题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赵秀池说。同时,中心城区大型医疗机构,包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宣武医院、儿童医院的扩建大多采取了原地扩建或收购周边设施的方式,天坛医院则在中心城外围地区新建,没有迁到新城的。

迁延至今,北京中心城各类功能依然叠加严重。

据赵秀池统计,北京二环内有20多个中央部级机关,100多个局级机关以及北京市市属的250多家单位;有西单、王府井、前门等多个商业中心;还有故宫、北海公园等众多古迹和旅游景点。

“十一五”规划中,北京市确立的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中,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四个都在中心城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设立更加剧了中心城区经济功能的集聚,与当地的教育、文化功能叠加;西城区、东城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与商业功能、服务全国的医疗功能也叠加在一起。

“各类功能叠加的结果导致中心城区人口过度聚集。中心城区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62%,而其土地面积仅占全市的8.4%。”赵秀池说。

文辉也认同,核心功能不疏解,政府其他的努力都可能打水漂。

“把‘动批’往外迁,只能影响到一部分低端人口就业,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城市的核心问题。”文辉说。在他看来,根本问题是城市的资源配置都是按照行政等级,结果就是大城市资源集中,吸引人口聚集。比如,目前的河北燕郊地区,已经拥有30万人口,很多人在北京就业,那里的上班族只能通过挤几个小时的公交车上班。从市场角度看,30万人完全可以修地铁了,但由于燕郊属于河北省,在跟北京对接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某种程度上,北京也想把资源留在市内。”

文辉说,只有打破行政等级,才能使市场要素由大城市向周边的中小城市流动,实现市场配置资源,而不是通过行政配置使之逆转。

京津冀一体化酝酿多年,始终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症结便在于此,北京功能疏解之困亦与此同源。

原文刊载于《财经》杂志2014年第四期
《财经》记者 舒泰峰 王开 实习生 马莉 林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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