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边缘城市的竞争对策——效用型城市

内容来源：同济规划TJUPDI

作者：厦门大学建筑学院和经济学院教授 赵燕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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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效用型城市？ -

可能在十年前，城市如何增长并不是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扩张型增长，我们城市规划的方法都是围绕此类城市而设计的，规划无非是解决增长多少、增长快慢的问题。但近十年，城市开始分化，部分城市增长停滞、甚至衰退，越来越多的规划面临着“如何增长”的问题。那么，是否有针对此类“非增长型城市”的相关理论与规划方法？

城市增长和衰亡的理论，最早是在1966年，美国规划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一书中，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推广到空间分析中。在《极化发展理论》（1969）他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Core and Periphery）。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核心-边缘”理论

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的核心-边缘结构迅速形成。原本互不关联、独立发展的城市地区变得日益紧密，形成城市群的形态，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分工。有些城市迅速增长，而有些城市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的速度迅速减缓，城市之间的人口移动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模式。例如，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基本稳定，但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仍在继续。目前美国经济圈的增长主要在波士顿地区、旧金山湾区，其他区域都逐渐开始衰退。这种变化也正在中国发生，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分化日趋明显。针对这些城市增长的现象，我试图建立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来解释。

城市是如何增长的呢？

根据竞争理论，城市之间竞争公共产品供给分为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个阶段。城市化刚开始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应很少的城市，城市处于供不应求阶段，城市提供的效用都差不多，因此哪个城市便宜人们就去哪个。在供不应求阶段，每个城市都获得程度不同的增长。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城市化的1.0阶段。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城市劳动力收入（预算）的增加，城市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此时，2.0阶段城市规模的此消彼长取决于城市公共服务的性能价格比，人们选择城市主要靠这就是城市间的效费比（或称性能价格比price/performance ratio）。用公式表示，就是：P=Utility/Cost

U：城市居民获得的效用（Utility），包括交通、教育、医疗、治安、法律等公共服务

C：城市居民为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Cost）

P：不同城市的性价比（performance ratio）

在该阶段，人们选择城市就和购物一样，由城市的性价比而决定。一座很好的城市，如果我住不起，它再好对我来说也没用；另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生活不方便，再便宜我也不去。因此，城市依靠两个方式能提升性价比：一是降低成本，二是提高效用。

我们把通过降低成本实现城市增长的方式，称作“C型（cost）扩张”，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核心城市，都是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 “规模型城市”。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每个居民负担的成本就越低，城市竞争力就越强。由于公共服务有着显著的规模效益，巨大的规模保证了高水平基础设施（机场、通讯、高铁、地铁、港口、教育等）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具有规模优势的城市，可以通过不断扩张，降低平均公共服务成本C，提高居民的性价比P。

消费者预算不足时的城市规模边界：C型（cost）扩张

既然规模型城市由于公共服务显著的规模效益难以超越，其他城市该如何提升竞争力呢？答案就是提高效用，如何提高效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所有“消费人”的偏好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每一种产品最多只能“完全”满足一个消费人。其余的消费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损失（尽管效用仍是正的）。没有被完全满足的部分，定义为效用耗散（utility dissipative)。与理性生产者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假设一样，理性消费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这就是意味着几乎每一个集体消费公共服务的城市人口，都存在效用损失。城市规模越大，效用的损失就越大。可以用一个鞋子的市场来解释这种效用损失。假设每一个人的脚都是不同的。而生产者生产的鞋则是完全一样（因为规模经济）。结果必然只有一双脚可以完全符合这个鞋的尺寸。而其他所有消费者的脚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为了减少消费者的效用耗散，就需要鞋的“种类”越多越好。可选择的尺码越多，脚的满足程度就越高。当每一双脚都订做一双鞋时，效用最大。换句话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并不是价格越低越好，在买得起的条件下，种类越多，选择越多，被满足的几率和程度就越高。在城市里，每一个公共服务都可以是这样的“鞋子”，越是规模经济，越是满足的效用有限。

种类增加，效用耗散（阴影部分）减少

怎样减少这样的效用损耗？这就需要和规模经济相反的服务——多种多样针对特定需求的专门化服务。在1.0阶段，这样的专门化服务由于价格昂贵而难以提供，进入2.0阶段，预算约束对于高净值的消费者而言已不再是约束，其消费约束是寻找不到满足其偏好的消费品，是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的主要约束。换句话说，此时的市场需求不是受到成本过高限制，而是受到效用缺失的限制——有钱买不到对路的服务。这就是供给侧不足，使得消费侧潜力难以释放。

种类增加，效用耗散（阴影部分）减少

显然，规模经济和专门化经济是两个相反的选择，不可能同时被满足。由于规模经济是“核心城市”的优势，反过来量身定做的专门化服务就是“核心城市”的劣势。这就给“边缘城市”参与区域竞争带来了新机会。只要“边缘城市”可以创造出足够高的效用U，即使成本C很高，也足以形成相对“核心城市”较高的性价比P。

当城市化进入2.0阶段，城市公共服务从成本竞争转向效用竞争——城市通过提高效用U而不是降低成本C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力P。在1.0阶段成本竞争中失败的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发现并提升本地独一无二的效用重新获得新的竞争力。如果说核心城市的竞争力P主要来自低成本C，那么边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高效用U。我们把通过提升城市效用U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城市，称为U型扩张的“效用型城市”，或“专门化城市”。

消费人效用/偏好限定的城市规模: U型（utility）扩张

随着消费者收入的持续增加，效用型城市成为成长新形态。核心城市内人们的不同偏好，给边缘城市、非核心城市带来增长点。只有创造效用而不是降低成本，才能为城市寻找到新的动力。高净值消费在空间上的分离，为专门化城市提供了可能。专门化城市（Customized city），提供量身定做式的公共服务，精确满足高价值的个性需求，追求更高性价比而非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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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用型城市的规划差异 -

“规模型城市”与“效用型城市”核心竞争模式的差异，决定了其规划方法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必须探索全新的规划指标体系、建设模式和维护管理模式，以下列出六个“效用型城市”规划与传统规划的主要差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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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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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城市化进入2.0阶段，效用型增长取代成本型增长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态。以“特色小镇”来说，可以视作效用型城市，可以应用效用型城市的规划方法。特色小镇的“定位突出‘独特’特色是小镇的核心元素，产业特色是重中之重找准特色、凸显特色、放大特色，是小镇建设的关键所在”。其产业定位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力求“特而强”。小镇应限制规模，“其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积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总之随着时代的变化，城市规划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如何探索新的城市增长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划方法，很可能成为未来规划发展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