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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作者：岳晓鹏，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副教授。charmen120@163.com；罗浩，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王朝红，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

19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了国家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繁荣。目前，我国正在沿袭着欧美发达国家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事实上，这种以增长逻辑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发展并未考量其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及社会问题。随着当前社会中生态、经济等多重隐性危机逐渐显露和恶化，增长主义必须进行重新思考审视。基于此，学者提出了“减增长”（De-growth）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认为社会不宜以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发展下去，应该减量增长而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

所谓“减增长”实为一种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革命，它建立在反资本、反消费的环境主义立场上，并不是要求个体牺牲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 “增长逻辑”。

减增长理念

定义

“减增长是基于物质生产、消费公平适量的减少，在当下和未来从地方性和全球化的层面来增加人类的福祉和提高环境的生态性”。从广义来讲，减增长社会是对当前社会的一种替代范式，它质疑和挑战传统以增长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伦理基础。减增长社会所倡导的并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减少产出，而是在整个社会制度层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将人类本性从经济主义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民主和生态的可持续性。

本质溯源

减增长理念的提出最初来自于经济领域。发达国家早前的经济发展是以增长逻辑为核心理念，在其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认知危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GDP的计算忽视了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区别，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被经济效益所覆盖，结果只能是经济伪增长和自然财富的永久损失。1970年代，尼古拉斯·洛根质疑了新古典经济的增长模式对于热动力第二定律的忽视：当熵（entropy）增加时，有用的能量被不断耗竭。在此研究基础上，赫尔曼·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The Steady State Economy），认为稳态经济的发展可使得经济生产、物质消费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平衡，以达成可持续发展。因此，不能以无限增长的经济模式作为发展目标。有的学者甚至激进地提出“可持续”与“发展”本质上相互矛盾，“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是基于虚假共识的基础建立的。

减增长理念提倡增长并非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经济应适量发展并与当地区域的自然承载力相平衡，并进一步拓展到了社会公平、生态保护、文化复兴等多个层面。可以认为，减增长理念的本质一方面是由于物质生产、资源开发和科技创新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不公等所引起的各种不稳定和冲突对经济发展的抗衡。这不仅是对既有体制的改进和修正，也是社会范式彻底的、激进的革新。

内涵拓展

减增长理念的内涵从广义角度理解覆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民主诉求、生态经济以及意识形态。

（1）自然环境：强调了工业生产、生活消费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必然关联，提倡将人类生产生活控制在地域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通过减少能源和物质的产出来降低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2）社会发展：当前的社会发展应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生态、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减少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

（3）民主诉求：基于当前经济发展对于社会集体抉择具有殖民化和非政治化的影响，呼吁更深层次的民主自治和自我决议，其本质是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政治权利等分权化，由集中转向均衡分散，是一种由下至上的民主政治理念。

（4）生态经济：质疑了在当前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模式，批判追求效用最大化所带来的资源的过渡消耗。生态经济应基于稳固平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模式，充分再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用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较大的成果产出。

（5）意识形态：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是拜物欲的价值观念，是社会对自然物质的无限商品化转化和个人对经济财富的崇尚占有。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共享和互惠的关系，已经被该经济模式下的市场关系所瓦解和替代。减增长理念提倡志愿简单（voluntary simplicity）生活，减少个人消费，转向关注生活实际本质，提升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

1.4 实现途径

对于减增长理念，众多学者开始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途径的探讨和尝试。而在相关成果中，尤以瑟奇·拉图什提出的“8R”核心理念。他将减增长理念可能实现的方式及路径概括为8个R为首字母的英文单词：再评价（re-evaluating）、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ing）、重组（restructuring)、再分配（redistributing）、再地方化（relocating）、再利用（reusing）、减少（reducing）、循环（recycling），通过这些途径，构成了减增长理念对于当前社会主体体制的抵制（resistance）。其中，“再地方化”被广泛认为是减增长社会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这主要是针对于全球化和新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消极影响而提出的实践对策。它不仅意味着在既定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物品与服务，也意味着在地方层面开展组织生活、制定政治和文化决策。回顾生态环境运动的历史，便可发现生态地方化的趋向贯穿其中。在运动早期，从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到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再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Limitation of Growth），都体现了对于适度规模、限制型增长和自给自足的追求。舒马赫在《小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书中，坚持“经济活动中，最理性的方法即是以当地资源的生产来满足当地的需求”，更是将地方化提升到社会战略的高度。

在宏观层面，“再地方化”在生态、经济及政治领域有着不同含义的解读：生态层面强调仿生态系统的闭合能源循环模式，经济层面提倡高度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政治层面拥护决策制定的分散化以及高度的民主。

在微观层面，“再地方化”可以理解为地方的、分散的、小规模的、替代式的民众参与方式，如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地方循环、合作居住、生态村、互助式消费、替代式银行等等。这些作为当代乌托邦（Nowtopia），既存于当今社会，却游离于主体体制之外。生态村（ecovillage）和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s）运动作为替代式运动的一支，与减增长理念呈现出同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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