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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赵燕菁 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百年未有”这一表述本身，意味着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内在逻辑，就必须将这一判断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就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而言，资本内部和劳动内部如何竞争？资本和劳动的竞争如何改变国际关系并导致全球阶级分化？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如何从这对关系出发进行战略选择？本文从资本-劳动的镜像关系开始，对全球阶级分化、资本-劳动的两难、未来中国的战略选择等作了深入分析。

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个增长阶段并存。对于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增长阶段差异巨大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好的转型政策，要能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这就需要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双轨制”。例如，住房应该有两个市场，大量保障性住房服务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方面成功的实例有新加坡的组屋和中国深圳的“城中村”），少量商品房为资本市场定价；汇率政策要区分本币结算和外汇结算；资本市场要采取双重利息，区分用于资本投资还是实体投资……

显然，双轨制由于极易导致套利（例如以前的经济适用房），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被认定是低效率的制度设计。但对于中国这样巨大而广泛存在多样性的经济体，双轨制却可能是最优的选择。

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兼容，就有可能在全球化退潮的大环境下，在一个单一货币区内形成资本密集阶段和劳动密集阶段全产业链的集成——发达地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落后地区（包括非洲、越南、印度等劳动过剩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垂直分工，不再依赖“中心国家”的资本和市场，就可以实现与“中心国家”的软脱钩。

当年美国正是因为可以不依赖外部资本的输入，在北美建立了独立且完整的制造-消费体系，实现了与旧大陆的软脱钩，在新大陆基本和平（同旧大陆对比）的条件下，实现了世界霸权的更替。中国是大型经济体，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留给中国的巨大命题。中国将与全球一起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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